《北碑南帖论》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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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阮元《北碑南帖论》译解(一) 【原文】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译文】古代石刻旨在记录帝王的功德，或为大臣铭记德行官位，以佐证史学，所以古人书法没有不借助金石来流传的。【原文】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译文】秦代石刻铭文记：“撰铭刻碑就是让前人功绩流传后世，后人知道前人的功绩德行的。”按，秦代刻石《琅琊台》、《泰山》、《峄山》碑均有“金石刻因明白矣”句。【原文】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译文】西汉、东汉时期隶书碑刻盛兴，擅写隶书的书家云集。东汉山川

2、（摩崖）、庙宇、墓志没有不凿刻石碑书写铭文的，这个时侯的碑刻铭文也是最符合铭刻体制规范的。【原文】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摹习。【译文】到了西晋、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流传的汉碑（汉制以隶书体刻石碑）很多，学习的人追慕而来，相互临摹研习。【原文】唐人修《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隶草，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草，而皆以善隶书为尊。【译文】唐朝人修撰《晋书》和南北朝《史》传，涉及到品题名家书法时，或者说擅长隶书，或者说擅长隶草，或者说擅长正书（隶书）、擅长楷书，擅长行草，而都以称擅长隶书为尊贵。【原文】

3、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成书家矣。【译文】那时候的风尚是：如果不称擅长隶书，是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书法家的。【解读】古人讲“物勒功名”，刊石立碑，以求流传后世。以篆隶书体书丹，实为“善史书”之功用。秦用篆书，乃统一后标准秦篆，应为“书同文”之样式；两汉隶书又有古隶、八分之别。西汉碑刻少见，东汉碑刻多为八分隶书。加之书者姓名无考，虽有士大夫书碑之制，终无法一一对应。故后人于史书中寥寥数语，认为篆隶书碑是其定制，不知是书体演进规律和铭刻制度使然。所以后人以为那个时候的书家如果不称其“善隶书”就不是真正的书家。阮元《北碑南帖论》译解(二) 【原文】故唐

4、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兰亭序》等帖，而御撰《羲之传》，唯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已，绝无一语及于正书、行草。【译文】所以唐太宗非常推崇王羲之，特别推崇《兰亭序》等帖，而且由他御笔亲撰的《晋书•王羲之传》，也只是提到“擅长隶书，为古今第一”而已，再没有一个字涉及王羲之的楷书、行草。【原文】盖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书法以为品题。【译文】可见即便是唐太宗也不能不按史家品评书法时以隶书为尊的规矩来品评王羲之书法。【原文】《晋书》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隶书，世间未见也。【译文】今有《晋书》，可以此书记载为参考。但是王羲之所书隶书，世间并未见有流传。【原文】

5、隶字书丹于石最难，北魏、周、齐，隋、唐变隶为真，渐失其本，而其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存者，重隶故也。【译文】用隶书书写石刻是最难的，北魏、北周、北齐、隋、唐时期刻碑上石的隶书多使用真书，（按，这几个时期的真书多指那种略带篆、隶笔法相杂的楷书，或者是进人称之为的“魏碑体”楷书。）渐渐失去使用隶书书碑的规矩。但是上述时代写碑，书体中一定会出现波磔、掺杂隶书笔意，这些是古人隶书笔法的遗留痕迹，仍然可从碑刻中间体现出来，这是当时注重隶书的缘故。【原文】隋唐人碑画未出锋，犹存隶体也，指不胜屈。【译文】隋、唐碑文书体笔画末端出锋处仍然呈现

6、隶书笔意的情况，数不胜数。【解读】唐太宗以九五之尊给王羲之写列传，称赞他的“隶书”是古今之冠。太宗心仪王羲之书法，以兰亭陪葬昭陵。然唐人称“隶书”实为“楷书”，阮元误矣，认为唐人的“隶书”就是汉代八分书，所以说没有见过王羲之的隶书，且以为唐人的楷书用以书碑必有隶书的波磔，这是因为注重以隶书书碑为贵的表现。然唐初书家楷书有隶书笔法实乃书体演变的必然。阮元《北碑南帖论》译解(三) 【原文】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书，乃今所存褚迹，则隶体为多，间习南朝体书《圣教序》，即嫌飘逸，盖登善深知古法，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也。【译文】禇遂良，唐朝初期的书家

7、，经常书写隶书，所以现在留存下来的的禇氏书法以隶体为多，因为他的书法学习南朝时期王羲之书风，所以他书写的《雁塔圣教序》稍嫌飘逸许多，正是由于禇登善深深熟悉以隶书古法为尊贵的规矩，知道只有以隶书刻碑上石才能称作正统而得以流芳百世。【原文】宫殿之榜亦宜篆隶，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译文】宫殿之上的榜文也适宜用篆隶书体来书写，所以史传记载北朝书法家时，总是说其擅长书写碑文、榜文。【原文】今榜不可见，而瓦当、碑头及《天发神谶碑》，可以类推。【译文】现在北朝时期的榜文已无缘得见，但是可以现存的瓦当、碑额以及三国时吴国《天发神谶碑》来推想当

8、时的情况。【原文】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译文】西晋南迁时，王导携带锺繇《宣示表》等墨迹过江，至此中原书法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