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再生能源法的强制性规则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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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可再生能源法的强制性规则的论文关键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义务；强制性规则；能源教育；立法内容提要:可再生能源是人类在面临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困境时，利用技术创新改进动力供应与消费模式的探索。在法治社会中，这种探索必须依托彰显社会责任与公众义务的立法，并且需要与之匹配的社会心理与运行机制。这些条件都需要通过具体化的强制性规则清晰、准确、完整地表现出来，成为指导政府与社会具体行动的标准。许多国家为此将强制性规则作为立法的主体内容，而我国尚缺乏充分、系统的规定，直接影响立法目标的落实。强制性规则具有必

2、要性、确定性、约束性、不利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构建强制性规则应当遵循利益均衡、定量控制、系统管理等原则。我国应通过出台高层政策、编制产业发展路线图、推崇地方制度创新等方式逐步完善强制性规则。序言　　可再生能源是当今国际社会为缓解传统能源供应紧张、降低环境污染、确保生态安全而开发利用的非化石能源，它以清洁、环保、可再生等优点逐步成为现代生产生活的动力源泉。目前，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普遍制定了以可再生能源立法为基础的政策体系，诸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立法推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我国于20

3、06年1月正式实施《可再生能源法》，在此前后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划、标准等文件。不过，基于政府观念、配套措施以及执行机制等障碍，立法实施效果受到影响。.[1][1]笔者认为，在我国现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国家发展战略倚重经济绩效指标，相对忽视环境与生态问题，可再生能源尚未构成政府工作的主题；二是公众消费普遍追求高耗能的奢华享乐，可再生能源蕴涵的减量消费(节能意识及产品)无法博取普遍的社会响应；三是可再生能源技术具有高投入、慢产出的特点，风险与收益的不确

4、定性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四是我国绝大多数产业法属于“软法”，立法执行力缺乏刚性；五是运行机制存在管理部门及其职能设置分散、立法统一性权威受到制约的现象。　　这些来自战略、意识、技术、规范及其运行机制等多方面的障碍决定了可再生能源立法推广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笔者认为，在消除这些障碍的诸多对策中，加强立法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疑是一个突破口，理由有四：一是强制性规则能够将可再生能源法的“权利(力)—义务—责任”分解至各社会主体，促进“软法”的可操作性；二是强制性规则有助于强化义务主体的守法意识，提高全社会对可再生

5、能源法的关注与重视程度；三是强制性规则是国外可再生能源法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促进立法目标实现的成效非常明显[2][2]；四是强制性规则适合我国社会转型中“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政策变迁路径，有利于促进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当然，强制性规则不是行政命令，也不是指令性计划。在现代法治语境下，国家应当秉承科学与民主精神构建强制性规则。为此，本文拟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比较研究国内外可再生能源法及其强制性规则，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改进思路。　　强制性规则的特点与构建原则　　强制性规则是要求行为主体必须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规则

6、，必须作为的规则是义务性规则，必须不作为的规则是禁止性规则。强制性规则与授权性规则、指导性规则相对应，不仅存在于公、私法中，更主要地存在于融合公法与私法为一体的社会本位的立法中[3][3]，如劳动法、能源法、环保法，反映出国家在调整重要社会经济利益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　　(一)强制性规则的特点　　作为约束行为自由的正式制度，强制性规则具有必要性、确定性、约束性、不利性和强制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判断规则能否具体执行且满足其设定目标的重要依据。　　1.必要性是指规则指向的行为是特定时期必须予以禁止或者限制的

7、。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一直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污染大、能耗利用率低，2001年的单位产值耗能比美国、日本高出2倍以上。[4][4]为此，原国家经贸委于1999年、2000年、2002年分三批发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要求相关项目限期退出市场。可见，强制性规则的必要性来自于政府对社会发展需求的认知。　　2.确定性是指规则指向行为的下列要素是明确、清晰的：(1)主体确定，即主体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公民，其资格均应独立、明确且可以具体指认；(2)时间确定，即规

8、则效力不管是临时性、阶段性还是长期性，均应采用确定的时间概念表示；(3)地域确定，即规则在明确的地理界域内实施；(4)情境确定，即规则指向特定的社会经济领域；(5)行为确定，即规则指向的行为方案均是主体有能力实施的方案；(6)效果确定，即主体能够感知并预期履行规则与否的后果，包括问责机制。确定性是我国产业政策的普遍弱项，这是因为产业政策规定的强制性规则需要对产业运行规则进行创新，而创新经常受制于宪政结构与制度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