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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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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摘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化运作,是对现代生产方式向民族地区乡村文化领域强力渗透的一种回应,这种渗透与回应主要是以国家经济制度安排的形式来现实的。通过政府的桥梁作用,市场经济制度以及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向传统社会的延伸;而传统社会也在政府的桥梁作用下,完成了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民族乡村文化产业化交织地蕴含了现代生产方式与地方性文化逻辑双重力量,在构成其鲜明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凸显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制度安排和基本方向。 关键词:乡村文化产
2、业化;路径选择;制度安排;民族地区;云贵川 .L.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化运作,是对现代生产方式向民族地区乡村文化领域强力渗透的一种回应。历史地看,这种渗透与回应主要是以国家经济制度安排的形式来现实的。再进一步说,也就是以新的制度建构的方式来实现的。尽管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有国权不下县①[注:①在秦晖看来,国权不下县完整的概括应该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参见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M]//(美)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的说法,但如果承认维持
3、县下社会制度运转的乡绅的地位的取得,是需要国家制度的认可这一点的话,那么,国家化如同巨大的稳压器,把传统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都纳入到它的政治体制之中。[1]就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而言,国家有关经济制度安排的形式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最终依凭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由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2],在和外界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国家等社会机构以及经济制度的安排作为中介,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地区的人们很难迅速找到对接市场经济制度的途径。这就使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国家的经济制度安
4、排,并由此而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特征。云贵川的乡村文化资源开发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其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路径选择和特征进行概括和分析,可以成为理解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开发较为理想的切入点,对民族地区当前蓬勃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路径选择 云贵川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类型中,乡村文化应该是其中最具原生态的。随着国家对市场经济制度理解的不断变化,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进程展现出国家经济制度安排的鲜明特征。就其路径选择来看,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
5、阶段。 第一阶段即起步发展阶段,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主要是在旅游业发展的引导下开始起步的。以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化起步较早的西双版纳地区曼春满村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曼春满村由于其浓郁的傣族风情、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条件而不断地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开始由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贵宾参观景点变成了大众化的旅游景点。随着游客的增加,村民开始自发地开展了一些乡村文化旅游活动。村民利用农闲时间参加旅游经营,通过在门前设置烧烤摊位,在庭院中摘芒果卖,在竹楼上销售自制的工艺品等方式,向游客提供简单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但
6、是,总体而言,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的规模不大,远没有突破传统的农耕经济结构,旅游经营收入只作为村民的副业所得,家庭的主要经济活动和收入仍以种植橡胶、水果、水稻等传统农业为主。 第二阶段是蓬勃发展阶段,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5个年头。这一阶段,云南、四川和贵州都先后作出了把旅游业列为全省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重大战略决策,进一步确立了旅游业在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而加大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力度。以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郎德上寨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初,郎德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198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第一座露天苗族风情博物馆
7、后,在有着中国苗族文化中心之称的雷山县当作对外界展示苗族文化的窗口,逐渐纳入到贵州东线旅游的重要旅游景点进行开发。1987年,在贵州省文物局的帮助下,郎德人投工投劳,重新整饬了村寨的道路和鼓场,并大胆破除中秋节前不能敲铜鼓、吹芦笙的古俗,在贵州率先开展了乡村旅游。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旅游业勃兴,郎德作为旅游景点的知名度逐渐提高,其经济状况开始明显好于周边村寨,旅游收入中的比例逐年增长,村民参与旅游的热情也迅速升温。在此期间,在县旅游局的动员下,郎德上寨村民开始筹集资金,修建寨门,铺路,种植花木,改建厕所、卫生间以及牲口圈等,使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基础得到明显改善。村里
8、以延续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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