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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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嬗变从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嬗变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回顾30、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演变历程，总结演变中的规律性特征，是全面透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把握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发展方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从寻找精神家园到突入人生现实30年代现代派代表诗人戴望舒以一首《雨巷》名噪诗坛，并获得“雨巷诗人”的雅号，这其中不仅是由于这首诗如叶圣陶所称道的以其独特的音乐美“替中国新诗的音节开创了新纪元”，而且还因为这首诗的寻觅情结以及“雨巷”意象最具象征性地表现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心理意绪，最典型地概括了现代派诗歌的主题精神。由“五四

2、”精神孕育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五四”落潮与大革命失败的二度苦闷。理想的幻灭与人生追求中的意志衰落、心灵疲惫把其中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引向了疏离于时代主潮之外的精神世界。苦闷、彷徨、惆怅构成了现代派诗歌的抒情主调。而这种苦闷是黑暗环境重压下心灵遭窒息的愤懑，这种彷徨是人生道路迷惘期重新选择、冷静思考的犹疑，这种惆怅是欲有所为而不能的沉重的忧伤。卞之琳在回顾自己走向诗坛的感受时说：“我从乡下转学到上海，正逢‘四·一二’事件以后的当年秋天，悲愤之余，也抱了幻灭感。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发而为诗。”无论是戴望舒诗歌中“航九年的旱海，／攀九年的冰山”的寻梦者，还是卞之琳笔下的荒街“

3、沉思者”与蜗牛一样的“倦行人”，皆是在人生旅途上理想失落后的心灵疲惫者与前途迷惘者的象征化形象。然而，这一群知识分子在人生理想与现实环境发生悲剧性脱节时，又不甘随波逐流，与黑暗同流合污。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耿介狷傲的文化心理与洁身自好的人格意志，又促使他们在自我的完善中，求得人格圆满与精神超越。于是，他们与时代风云、峥嵘的岁月疏离，归向内心世界，咀嚼一己的情感，表现个人的哀戚。他们诗中表现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物质世界的对立，是傲世人格与俗世人生的对立。他们在诗化的精神王国里实现意志的自由驰骋，获得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的慰藉。现代派诗人的这种消极遁世情绪中，内含的是一种恨世、忧世的悲愤情绪，仍然是

4、时代所孕育的现实情绪。它从特定的角度，映现了时代的一个侧面，是一部分都市青年知识分子深层的精神生活的影像。他们的精神产品，是我们认识30年代知识分子全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现代派诗人最深层的悲剧感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伤与愁怨，是希望归家而无家可归的惆怅与烦忧。他们绝望于现实，并未完全丧失对未来的信念。因此，执意的寻找精神家园，痛苦的寻找精神家园是现代派诗人的心理情结。这种寻找是人生价值的再度寻求，是自我人格的重新确认。他们希望归家，让孤独漂泊的自我，早日归家。戴望舒诗歌中那个“在茫茫的青空中”飞行，春夏秋天没有休止的“乐园鸟”，正是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儿(《乐园鸟》)。“篱门是蜘蛛

5、的家，／土墙是薜荔的家”，而“游子”却是被放逐了的荒原里的漂泊者(《游子谣》)。卞之琳笔下的“我”，“像广告纸贴在车站旁”(《车站》)；归家的路，“伸向黄昏”，“像一段灰心”(《归》)。寻找精神家园成为了30年代知识分子心灵探索的一种特定的时代情结。40年代九叶派诗人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民族深重灾难后，民族生存的现实危机感则更加强烈。相对而言，20年代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文化虚位的失落感，青春梦破碎后的困惑感为现实的生存危机感所代替。个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都直接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联。民族的文化价值的重建与自我价值的归位首先得服从民族生存的根本价值的寻求。30年代大多数现代派诗人纷纷走出精神的围城

6、，从寻找精神家园转向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虑。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诗人的创作道路无不如此。然而40年代九叶诗人在焦灼于民族前途、人类命运的探寻时，又沉潜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索，执著于现代化的文化审美价值观念的重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在九叶诗派那里构成了一个包括政治文化、艺术审美价值系统的多元价值观念重构的广阔天地。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冲突与矛盾互补中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现代化思维的立体空间。九叶诗派诗歌主题的多向开拓中，最为鲜明的主题就是：突入现实、拥抱时代。他们所标举的诗学原则为：“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并把“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作为综合传统的第一要义。他们“绝

7、对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生命中诸种因子的相对相成，有机综合”。不像现代派诗人只专注于精神世界，他们坚持诗首先必须介入生活，必须切入现实的肌肤。在污浊窳败的环境里，九叶诗人不甘心“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拾到一枚贝壳，捉到一个青虫”，决心“向自己的世界外去找寻世界”(杭约赫：《启示》)。他们学着那布谷的叫声“一齐宣誓说”，要以全生命一声声诉说“人民的苦难无边”(辛笛：《布谷》)。九叶诗人紧紧感受着时代脉搏的律动，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幅40年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