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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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下）（二）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道路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那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到底是什么。虽然从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但是具体到底是什么，过去并未进行过专门讨论，因此向无明确的结论［注解：按照最主要的看法，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是在三者中，前两者通常又被视为萌芽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前提，而雇佣关系的发展则被视为萌芽的核心。因此如果说工业发展动力是资本主

2、义萌芽，那么前提和动力就纠缠不清了。但是如果说是生产力，则工业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这又与史学界关于明清社会性质的普遍共识相矛盾，因为依照这种共识，明清时期依然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近年来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是人口压力加剧及其表现形式－－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不过，明清江南并没有出现人口压力加剧，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出现下降，因此这种人口压力说是无法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的［注解：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9章；《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

3、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推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应当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被称为“斯密动力”（theSmithianDynamics）。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高生产率，即每个人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劳动分工仅受市场大小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分散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因此，贸易既是劳动分工与专业

4、化发展的条件，同时又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体现出来的相对优势为基础。但是斯密时代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因此他并未预见到工业革命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的根本变革［注解：参阅前引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10－12页。］。由这种“斯密动力”所导致的经济成长也被称为“斯密型成长”（theSmithianGroicHistorythatIarket，1500－1850，paperpresentedtotheEighthAnnualaddison）的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

5、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注解：An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DevelopmentCentreofTheOgr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Paris），1998年，25、40页。贡德·弗朗克（AndreyintheAsianAg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Berkley，LosAn

6、geles，Oxford），1998年，108－117页）。］。虽然这些估计数字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也证实了一点：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欧洲。与英国相比，至少在绝对规模上，明清中国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不仅如此，由于江南是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个帝国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从此意义上来说，江南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证。此外，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

7、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注解：参阅滨下武志与川胜平太编《交易圈日本工业化，1500－1900》，株式会社，1991年，22－49页。〖ZK）〗］。而在这个贸易圈中，江南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这种地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江南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的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注解：前引李伯重TheFormationofChinasNationalMarket，1500－1850。］。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推动的江南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