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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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e），1989年。］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所谈的那种经济增长与近代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和以矿物能源大量开采使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两者之间的联系最初是很偶然的，并无因果关系［注解：前引。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4编标题及258－259页。］。煤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工业革命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所以罗斯托说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把棉纺织技术、采煤和炼铁技术、蒸汽机以及巨额的对外贸易结合在一起、使自己走上发动阶段的国家”，从而出现工

2、业革命，进入近代工业化［注解：W。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1962年，41－42页。］。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情况，与英国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甚至更为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工业的发展，这种畸轻畸重的情况还日益加剧［注解：前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10章。］。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英

3、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就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介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注解：这里所说的“外部因素”并非“外国”的同义词，而是指江南之外的经济发展对江南带来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并不适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现实。这里要强调的是，上述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的结论，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明清江南经济是否能够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事实上是并没有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与对明清江南经济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完全无关，正如近代早期最发达的欧洲国家荷兰未能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并不影响我们对荷兰在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

4、上的重要地位做出充分肯定一样。相反，说江南必定会像英国一样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前进，看上去似乎充分肯定了江南的历史地位，然而实际上却是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规律处于对立的地位。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那么由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规律也就丧失了其普遍意义，不再是普遍规律了。因此，明清江南的现实并不符合英国模式。（二）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道路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那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到底是什么。虽然从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但是

5、具体到底是什么，过去并未进行过专门讨论，因此向无明确的结论［注解：按照最主要的看法，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是在三者中，前两者通常又被视为萌芽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前提，而雇佣关系的发展则被视为萌芽的核心。因此如果说工业发展动力是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前提和动力就纠缠不清了。但是如果说是生产力，则工业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这又与史学界关于明清社会性质的普遍共识相矛盾，因为依照这种共识，明清时期依然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近年来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是人口压力加剧及其表现形式－－经济的“过

6、密化”（或“内卷化”）。不过，明清江南并没有出现人口压力加剧，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出现下降，因此这种人口压力说是无法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的［注解：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9章；《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推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应当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种推动力要因素是能源与材料的紧缺，因此如果能够大规模而且有保障地输入廉价煤铁，那么也并非没有可能走向

7、近代工业化。从清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来看，江南通过输入煤铁来缓解其能源与材料匮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与江南有水路可通的地区而言，清代中期山东的淄博煤矿所产煤炭中已有一部分远销到南方［注解：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卷，三联书店，1957年，156－157页。］。特别要指出的是，华北与东北的重要煤矿－－河北开滦煤矿和辽宁本溪煤矿，不仅贮藏量大，易于开采，而且位于海边，产品可通过较为廉价的海运到江南。河北开滦煤矿早在明代就已开始开采［注解：全汉NFDF4：《清季西法输入中国前的煤矿水患问题》，收于全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