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武侠小说”及其身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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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后武侠小说”及其身份危机　引言　　　　中国现代武侠文学史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多维交织的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转换相比，武侠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显然并不那么受人关注。梁羽生、金庸、古龙等的“新武侠”小说在红遍香港、台湾等地之后又传入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武侠热潮，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这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没有深究此等“新武侠”的命名与定义之前，“新武侠”之前的武侠小说统统都被称之为“传统武侠小说”，这种命名虽然略显粗暴，但毕竟可以让人大致了解其包含的对象。金庸、梁羽生等之后新出现的武侠小说被命名为“新武侠小说”或“后金庸”等，以温瑞安、黄易等为代

2、表。这种命名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与金庸时代的武侠区分开来，无法克服的缺憾是不能把金庸以后的武侠及其独立性体现出来，也不可能预见到后来武侠会出现的新的变化和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新”的武侠小说出现之后，就容易带来命名的困难，使得研究缺乏必要的前提与合法性。于是，“玄幻文学”、“80后文学”等概念粉墨登场，造成了更加混乱、模糊的文学研究现状。例如，“玄幻文学”其实只是武侠小说的另一种称呼，在形式和内容上并没有多大的创新和变形，只是为了和以前所谓的“新武侠小说”区分开来，更能吸引眼球而已。而“玄幻文学”常常与“80后”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读者多是“80后”，更主要

3、的是“玄幻文学”与“80后”之间存在紧密的精神联系。陶东风在《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①这篇文章中通过对‘玄幻小说’的或许比较激进的评论，表达了对80后一代人的精神状况的一种担忧。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陶东风的评价确实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洞察青年文化的现代演变。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讲，武侠小说已经进入“后武侠”时代，其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日益明显，任何无视这种变化的文学研究都无法真正进入其中。基于以上的理解，本文从文化批评的角度，通过解读网络作家金寻者的《大唐行镖》来透视“后武侠”及其文化身份。换言之，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通过金寻者的作品来研究其对当代人

4、、尤其是对青年一代文化身份的建构，凸现“后武侠”新的阐释价值。无论是对于曾经有过留学经历的作者而言，还是对于浸淫于现代消费文化之中的当代人群体而言，探讨其个人的文化身份和群体的文化身份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后武侠小说”及其特征　　　　所谓“后武侠小说”，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突出当今武侠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文学与文学理论等方面，“后现代主义”曾经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虽然角度不同，但其关注的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否定现状要求革新的学术愿望是一致的。“后武侠小说”特征集中表现在作者创作理念、读者消费观念和文学生产机制等三个方面，并形成了与传统武侠小说

5、、新武侠小说截然不同的文学特征和文化身份。　　首先，成长于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后武侠小说”作者把文学当做一种谋生的职业，呈现个人化、反主流的边缘文化特征。这些作者大多生长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都市，从小受到外来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很多是学理工科的，有的还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如果说原来的文学体制和形态过于“专业化”和“精英化”，那么，这些“后武侠小说”作者更趋于“业余化”和“个人化”，其作品也更社会化、世俗化。在这样的作品中，看不到厚重的历史感和真实的现实感，很多只是个人化的情感展露和文化想象。金寻者就一直从事理工科学习，至今在国外留学，他的《大唐行

6、镖》在网上流行并出版，过人之处不是其创作的真实感和历史感，而是个人化的感情书写和超凡的文化想象。这样的创作在专业作家和学院派批评家看来并无多少文学价值和意义，以至出现“韩白之争”、“陶萧之争”等老一代文学和新一代文学之间的激烈争论。其实，这样的争论不是处于一个平台上，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看法不可能让两者走到一起。　　其次，“后武侠小说”有明确的读者群，即崇尚个性、幻想的年轻的一代。身穿外国名牌、吃着洋快餐长大的一代人对待文学的态度，不是寻找历史的苦难、现实的无奈和深沉的思索，而是轻松的消遣、多变的感官刺激和奇异的想象。这样的读者需要的人物是充分展示自己个性的小人物，不是

7、改天换日的大英雄；需要的情节是个人性情的小叙事，不是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需要表达的是欲望之性与情感之性，不是高尚清高的精神之旨。《大唐行镖》虽然也是写英雄豪杰，但并没有把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作为书写的重点，而主要是为了表现和衬托普通人的“真性情”。　　再次，后现代主义文学生产机制是“后武侠小说”生存、发展的土壤。很多“后武侠小说”先是在网络上发布、流行，然后被网站购买连载，被出版社购买出版，实现文学生产的销售和再生产。网民在这些作品的生产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作品都是边写边发边改，甚至可能有违作者的初衷，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了互动，这对于体制内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