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写文化》与当代民族志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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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写文化》与当代民族志写作1984年，美国人类学学者詹姆斯克利福德与乔治E马库斯在新墨西哥州圣菲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民族志文本打造的高级研讨会。1986年，圣菲研讨会的会议论文结集成书《写文化》。这本书在人类学界掀起了一场大论争，并享有人类学思想的分水岭之誉。《写文化》一出版，美国学者鲍勃希尔特敏锐地指出，《写文化》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它将成为经典之作。历史验证了鲍勃希尔特的预言:《女性写文化》(1995)、《写文化之后》(1997)、《超越写文化》(2010)之类学术著作的出现表明，《写文化》已成为人类学界一部不可绕开的经典，而且，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也在不断深化延续。　　

2、一、《写文化》与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　　民族志学者的工作是什么?他写。克利福德格尔兹一语道破人类学家与民族志写作的紧密关系。《写文化》之所以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正因为圣菲研讨会的任务是通过展示解读和写作民族志的不同方法而引入一种对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　　不少现代人类学家与文学存在着不解之缘。玛格丽特米德、爱德华萨皮尔和露丝本尼迪克特视自己集人类学家与作家于一身。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运动吸引了众多民族志作家的参与。不过，在解释人类学之前，人类学界通行的还是科学范式的民族志，学界尚未对民族志的文学性问题作出充分反思。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范式的民族志及其田野工作方法

3、受到严重质疑。解释人类学应运而生，解释人类学视文化为文本，既重视当地人的意义阐释，又重视反思人类学家自身的意义建构过程。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即是解释人类学民族志的一个范例。　　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众多思潮汹涌澎湃，冲击了语言客观表述现实的旧有观念，从而引发所谓的表述危机。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探讨19世纪欧洲史学的历史想象，挖掘出潜藏于19世纪欧洲史学的文学模式:传奇、悲剧、喜剧及反讽。随着结构主义影响力的逐渐消退，后结构主义大行其道，一些后结构主义思想家

4、的影响力超出了哲学界，辐射至文学理论界、人类学界及其他学术领域。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揭示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后殖民主义理论促使人类学家深刻反思异文化表述，如约翰费边的《时间与他者》。　　在《写文化》之前，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已初露端倪。1972年，詹姆斯布恩已出版《从象征主义到结构主义:文学传统中的列维-斯特劳斯》。此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关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问题，探讨民族志权威、民族志文本形式与阐释性质之类的话题。不少人类学家加入民族志实验写作队伍。其时，实验民族志可分为三类:一是心理动力民族志，代表著如《塔希提人:岛民社会的心智与经验》(1973)等。二是现实主义民族志

5、，代表著如《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及诉说》(1981)等。三是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代表著如柯文德耶尔的《摩洛哥对话》(1982)等。　　虽然《写文化》内部存在着多种声音，不可否认，《写文化》存在着偏重文本分析和文学分析的倾向。《写文化》一书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对民族志修辞性的关注。诚然，民族志书写受语境、修辞、制度、政治、历史等因素支配，宣称民族志表述的透明性和体验的直接性未免显得天真乐观。詹姆斯克利福德在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克利福德还指出，任何文化描写都是此乃关于彼的(充满色彩的)故事，在内容与形式上，民族志写作都具有寓言性。为此，他还特别揭示了一种民族

6、志田园诗的回溯性结构。　　克拉帕扎诺在书中将民族志工比拟为赫尔墨斯，通过具体分析三个民族志文本:《北美印第安人的举止、习惯和传统》(1841)、《意大利游记》、《深度游戏:关于巴厘斗鸡的记述》(1973)，他揭示了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在《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中，通过个案解读，玛丽露易丝普拉特集中探讨了民族志写作中个人叙述与非个人叙述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考察这种话语建构的历史。雷纳托罗萨尔多则通过细致解读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探讨民族志修辞问题。在《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一文中，迈克尔M费希尔通过分析大量的族群自传，总结出族群自传的一系列技法

7、:双焦或视角互换、多重现实并置、互文和交互参照以及通过家族相似作比较。　　《写文化》之后的民族志体裁多种多样，包括诗歌、戏剧、小说、传记等形式。《人类学与人文主义季刊》每年刊出不少人类学家的小说与诗歌。民族志戏剧代表作有吉姆米恩查科斯基的《同声大喊》(1992)与《民族志戏剧:现实剧场选》(2005)等。民族志小说如约翰斯图亚特的《酒徒、鼓师与正派平民:特立尼达村的民族志叙事》(1989)。伴随人类学的文学转向，生命故事出现了反思性倾向，它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