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钱的东流对日本钱币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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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钱的东流对日本钱币文化的影响　　　　　　一、明钱外流大潮和主要流向　　洪武二十七年，禁用铜钱以维护宝钞流通。永乐、宣德两朝，虽仍继洪武禁用钱之政策，但未停铸钱，年铸额大略维持在十万贯左右，用于给赐"外番"和对外"采办"的大宗支出中。因此，永宣两朝形成了明钱外流的最高潮。及至正统初，弛用钱之禁后，随国内流通钱币总额的不断增长，景泰、成化时期，官方逐渐紧缩铜钱外流。嘉靖前后，铜钱走私已成为中国铜钱外流的主要途径，隆庆以降，铜钱外流渐趋止歇。　　明钱外流的重要流向是日本、朝鲜、琉球以及越南和"西洋"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与明朝的经济交往中，皆以金、银及土特产换取中

2、国铜钱与货物，如锡蓝对"中国麝香、宁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①］　　明代对西北域外虽亦有部分铜钱流出，但数量不大。　　明代铜钱外流大潮中分流虽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流向是日本。明朝洪武至隆庆、万历之交，正是日本足利氏流治的室町幕府时代，其地方各藩"大名"多赖商业为重要经济支柱，沿海诸藩尤重海商。全国商业发达，通货需求量很大，但其对"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②］日本天皇在呈明国书中亦云："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外牟"［③］。日本国内铜钱价甚高，"每一千文价银四两，其福建新铸钱（私铸劣钱），每千价银一两二钱"［④］，自中国输

3、入铜钱，可获利三、四倍。故日本赴华贡使、随贡人员及海商人等，皆曾求获铜钱返日。　　遣使臣赴异域采办方物和外国来华朝贡是明王朝官方外贸的基本方式。明朝廷在这类贸易中，多兼具"怀柔远人，示中国之富强"的目的，不仅采办给价优厚，在朝贡这种特殊贸易方式中，对入贡国的贡物、附进物都以"赏赐"名义给付远超实值的高价，并对贡使随进诸物亦予厚赏，还许其及随从、商贾人等以所带商货，于明贡领赏结束后，在会同馆开市二至五日。对日本随贡人员携货贸易，亦颇优渥，即使为违禁品，仍许其市卖。如永乐元年，日本贡使人等至宁波候命入京之时，以私运之兵器鬻予当地百姓。礼官奏报请有司依"番使入中国

4、不得私携兵器"之故事治违禁日本人员之罪，成祖诏云："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齑以助资斧，亦人情"，令"其兵器亦准市值市之，毋阻"［⑤］。在上述朝贡及会同馆开市等对外贸易中，铜钱作为重要的支付手段。"永乐中屡用以颁赐外夷，宣德因之"［⑥］，铜钱不仅作为对朝贡的答赐而大量外流，同时，在朝廷准许的正、附贡外附带货物的开市买卖中，"蕃夷"诸商亦以货物、白银之类易取民间铜钱，随载而返。　　此外，经朝廷外遣使臣采办方物或赍诏币封赏而流出的铜钱，数额亦甚巨。如永乐十九年四月，侍讲邹辑言："朝廷岁令天下有司织锦、铸铜钱，遣内宦赍往外番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千

5、万，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⑦］。郑和于永乐年间及宣德中，七下西洋，宝船"多费金币"，载大量金银、铜钱用于对沿途各国的赏赐与贸易支付［⑧］。　　经朝廷对朝贡国诸种赏赐情形给付中的铜钱外流，数量亦甚巨大。永乐时期，赐日本、朝鲜等东、西洋朝贡国的赏赍中常有铜钱一项，如永乐三年，成祖赐日本"其王九章冕服及钞、钱、锦绮，加等而还"［⑨］。其中的铜钱赏赐额很大，如永乐五年，"赐（日本）王白金一千两，铜钱一万五千缗……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金（两），铜钱五十缗"［⑩］。　　明朝对贡物远逾市值数倍的"给赏"，致使日本等国正贡、附进物和贡使自进物、随贡人员所带货物的数额不断增加

6、。日本由于对铜钱的迫切需要和贩运铜钱的获利巨大，输华贡品和物货的增加尤为突出，逐渐成为明朝财政开支的沉重负担和府库与民间铜钱巨额外流的主要流向。如日本贡船带来之刀剑，在日本国内每把市价八百至一千文，而明朝却给付每把五千文，差价高达五倍［①①］。此后，日本贡船所带刀剑数量激增，在第二期勘合贸易中第一、第二次勘合船所进刀剑不过三千把，第三次，即达九千九百八把，第四次跃为三万余把，第六次竟达三万七千余把。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于此前后十一次勘合中，日本输华刀剑不下二十万把［①②］。仅此刀剑一项，永乐、宣德期间明朝以给价方式流出的铜钱至少达一百万贯之巨，合当时明朝

7、十年铸钱之总额。景泰四年十二月，礼部奏宫中反映了日本国这一突出情况，奏云："日本国有附进物，……比旧时（永宣朝）俱增数十倍，盖缘旧日获利而去，今日数倍而来"［①③］，已难依永、宣时旧例支应［①④］。　　日本是中国明朝前期铜钱外流大潮中的最主要流向。二、明中期紧缩铜钱外流和对日本的政策倾斜　　宣德以后，朝廷对朝贡给赐有所"撙节"，其中铜钱付给一项，更因英宗弛用钱之禁后，国内流通需用之增加而渐见紧缩，自正统至正德时期，铜钱外流的数额与速度都逐步下降，对朝贡所进正贡外附进诸物的赏付渐向市价靠近。如景泰四年十二月，日本贡船携来之附进物若按宣德八年例赏付，"除折绢布外

8、，其铜钱总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贯一百文，时直银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