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维方式与历史研究的假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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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思维方式与历史研究的“假设”方法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科学”概念指的是近代自然科学。它在本质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然科学各学科取得的具体成就；一是统御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思维方式即理解和认识自然事物的法则。爱因斯坦说，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①可以说，理性逻辑原则和实验原则是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的特点，对科学研究而言，这两个特点就像两翼对于飞鸟一样不可或缺。1920年，梁启超在其名作《清代学术概论》中称颂戴

2、震的“科学精神”，并引申而论之曰：“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故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定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他在这里突出地提到了“假定”方法论问题。梁启超在总结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的研究成就时，指出王氏父子的“科学的研究法”是一“注意”(即注意观察)、二“虚己”(即不存先人为主之见，取客观资料做忠实研究

3、)、三“立说”、四“搜证”(广集证据)、五断案、六推论。他解释“立说”一法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再次强调了科学研究中的“假定”方法。o梁启超所论虽是清代人物学术，但其所谓“科学方法”为近代学术研究之通法，包括自然科学研究之法和人文学术研究之法。科学研究中的“假定”方法的运用在当今已是常识性的知识。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说：“科学的具体形式及实质部分，是各部门的知识，但科学包括获得这些知识的全部程序，如现象的观察和度量，由此形成或建立若干概念(基本的，及由此界定的观念)，观察及度量结果的归纳和伸引，建立观念的函数关系(成为定律)

4、；新观念的创立，实验的构想和计划，数学方法的采用和创造；以想像力创造理论(假设物理观念间的新函数关系)，根据逻辑方法作演绎，推出新的函数关系，以实验测证这些关系以及其所由出之理论。”③可见，在科学研究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假设”是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在我国学术界，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被冠以“科学”的名号，历史学当然不能例外，于是便有“历史科学”的说法。然而，对于科学(即自然科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假设”方法可否用之于历史研究，则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见解。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所谓“假设历史”的问题，认为“假设”历史要不得，“假设”历史等于以子虚乌有的方式虚设历史，

5、云云。对于这种见解，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历史研究中，“假设”不可能是完全凭空的设定，任何研究者都不能把梦幻中想像到的事件当作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而据此展开历史论说，从这个意义上，纯然“假设”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其次，历史研究中，长时段历史的“假设”也难以想像的，任何研究者不管多么异想天开，都不敢、也不会以整个历史、乃至一个历史阶段为“假设”。以中国史研究为例。谁敢“假设”秦汉、隋唐这样的历史阶段或其中的某个王朝不存在，并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来撰写中国历史或构建历史理论?所以我认为，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假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限于某个事件或事件的局部；而且即使

6、对事件或事件的局部，也不可能完全撇开已知道的历史事实前提进行“假设”，而只能以已知的事实为前提做有限度的假设。绝对的纯粹的“‘假定’的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所谓“假设历史”问题从根本上是一个假设方法运用的问题，它所讨论的是以一定的已知条件为前提研究历史事件或其局部时所做的“假定”问题。但是，做出“时代错乱性”(anachronistic)的假设在历史分析中意义就不大。譬如，“假设”赤壁之战中曹操拥有原子弹就可以获得胜利，统一中国，就属于历史假定中的“时代错乱”。前些年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分析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总要加上“

7、由于没有先进生产力，得不到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个原因，但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假定”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战争存在得到先进政党领导的可能，也是属于历史假定中无意义的“时代错乱”。司马迁写《史记》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是为人们提供认识历史的镜子；司马光的著作被直截了当地命名为《资治通鉴》，其鉴古知今的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了。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是对史学功能的准确概括。正是史学的这个功能，促使历史研究者希望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假设”中探讨经验和教训。如，郭沫若在其名作《甲申三百年祭》中就有一段有名的“假设”：“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

8、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坏了军纪，对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人了关。又假使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