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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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论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文化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0—30），在这样的背景下，陶云逵能同时得到双方的肯定，的确耐人寻味。笔者认为，这或许与他独辟蹊径，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燕京学派也不同于史学的学术道路有关。　　在这场论辩中，傅斯年和顾颉刚认为，在抗日形势如此危难的情况下，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尽量回避使用“民族”概念，对内不区分民族，对外只说“中华民族”。费孝通（参见周摘要：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深思和运

2、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深思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理由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作用，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策略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关键词：文化国家历史volksgeist陶云逵　　本文所要介绍和论述的人类学家陶云逵，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界而言是相当陌生的。和大多数已经

3、被遗忘的名字一样，陶云逵曾经给1940年代中国学界带来的震撼，在今天几乎见不到任何涟漪。重新“发现”他的理由，在于他是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田野实地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在实证研究中深思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理由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作用，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通过陶云逵对“文化”的理解和运用，本文将重新深思“文化”在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对社会科学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可能的探讨。　　一、陶云逵的学术人生　　陶云逵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士大夫家庭，自幼受

4、到传统书画艺术熏陶，后在南开大学接受现代教育，1927年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当时欧洲著名体质人类学家费舍尔（EugenFischer）学习人类学。但是，费舍尔的研究越来越服务于纳粹帝国的种族主义运动，为陶云逵所不满。于是陶云逵在其关于华欧混血儿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反对导师的立场，认为文化与精神的关联要强于基因与精神的关联，甚至，他在回国后更是放弃了体质人类学的主题，转向了社会与文化研究。　　1934年，当陶云逵学成归国之时，正逢中国社会科学蓬勃生长的阶段，德、法、美、英等西方国家不同学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由写论文的好帮手.zbjy.提供,.术脉络的研究成果或思想，通

5、过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许多有留学背景的研究者的介绍和发挥，开始交汇成中国早期学术思想的潮流。陶云逵很快投身其中，成为将德国民族学与中国田野研究相结合的第一位中国学者。陶云逵受李济引荐，于1934年至1939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研究员，在云南进行田野调查；1940年开始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正如其同事瞿同祖（1944：6）所认为的，这一时期的陶云逵在两个方向上有了更明确的意识，一个是宗教研究，另一个是对文化理论的讨论。1934年至1944年，其实是陶云逵学术人生的高峰阶段，他的主要作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随着边疆人文

6、研究室工作的展开，陶云逵在云南学界很快声名鹊起，被称为“云南通”，不仅受到史语所的重视，也受到了燕京学派吴文藻与费孝通等的关注。当时抗日战争处在艰苦胶着阶段，史语所的领军人物傅斯年和顾颉刚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已经与燕京学派形同决裂（周文玖、张锦鹏，2007：20—30），在这样的背景下，陶云逵能同时得到双方的肯定，的确耐人寻味。笔者认为，这或许与他独辟蹊径，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燕京学派也不同于史学的学术道路有关。　　在这场论辩中，傅斯年和顾颉刚认为，在抗日形势如此危难的情况下，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尽量回避使用“民族”概念，对内不区分民族，对外只说“中华民族”。费孝通（参

7、见周文玖、张锦鹏，2007：24）则认为，不应把国家与民族划等号，要谋求政治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民族团体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因这些界限引起的政治不平等，要从健全自身的社会组织开始做起。　　陶云逵虽然此次未直接参与到论辩之中，但是他与费孝通之间却在“文化”理由上早有争论。费孝通在回忆中曾说，他与陶云逵两人师承不同，因而见解也不同，德国学派注重历史、形式、传播，解释相异之处，英国学派注重现代、功能、结构，注重相同之处，“德国学者不肯相信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愿相信文化是有它内在发展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