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挑战与反思：梁启超史料态度演变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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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挑战与反思：梁启超史料态度演变考述梁启超生活在旧制度、旧学术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新制度、新学术还未完全建立的时代背景下。1918年，梁启超宣布脱离政界，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厌倦。与此同时，梁启超受任于清华国学院，并开始频繁的演讲和著述。早在1902年梁启超即发表了《新史学》，并倡导史学革命。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学术发展，梁启超于1922年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后五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又对《研究法》有所修正，他的史学研究方法与侧重点于其中几经改变。通过梁启超对于史学与史料态度看法的变更，我们可以看到其在各个历史时期于学术界所处的地位和所面对的挑战都有不同的变化。而他也在此过程中由开一

2、代风气者，转变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学术的参与者、跟从者和反思者。梁启超的新史学是相对于旧史学而提出的，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密不可分。其提倡以进化论的观点，来叙述人类进化的现象，并借以求其公理，以达到启发民智，激励爱国之心，团结合群之力之目的。20世纪初的中国，是梁启超写作的时代大背景。此时的梁启超更多的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的。如果抛开这两个条件来谈《新史学》的价值，那么对其定位就容易走向偏差。有人认为，梁启超对这些病端的批判仍是从他的整个政治目的出发的，评价和分析所依据的是与政治批判相同的政治原则只不过因其中对于旧史学的分析和研究的成分较纯粹批判稍多一些，所以我们称之为具有一定学术性的政治批判。这

3、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此时的梁启超不可能像后来国故整理的第二期那样，将历史作为一个纯学术的门类去加以研究和提出自己的方法与理论。此时的史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国家和政治之外。近代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带有着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的特征。梁启超初期的史学就是在主持清议、开发民智的两大主义之下进行的。此时他的历史著作没有关心到治史学的方法和如何对待史料的问题上，这也是他此时无暇关心的问题。他的史学文章字里行间都带有着一个革命者雄心壮志和一个启蒙者的风采。钱玄同以1917年为界限把国故研究分为两期，他认为，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由此，我们

4、可以知晓钱玄同是把胡适归国作为国故研究的第二期的开始。在他看来，在第二期的国故研究之所以有别于第一期显然是由于这时候的国故研究者拥有了有别于第一期的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就应该是胡适所倡导的科学的方法。那么，胡适所说的科学的方法是指什么呢?他说：无论对历史科学也好，对实验科学也好，总之，第一步必须要提[出]问题，第二步把问题的中心和重点指出，第三步去假设，第四步用演绎的方法把假设某种结果推想出来，第五步去找证据或从实验中来证实它，这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胡适所倡导的方法就是以赫胥黎的怀疑精神为先，再加上乾嘉以来的考据学的传统与杜威实证主义观念的综合。在他看来，对待史

5、料的最重要之部分就是怀疑之后的考证。并且，胡适与当时的科学派都坚信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一定会得到一个最为正确的结论。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当然，胡适并不想仅仅将这种方法停留在国故整理中，他更想将科学的方法与观念应用于当时的社会变革，以指导国人。无疑，史料的整理与考据在胡适的史学方法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胡适所倡导的科学的方法，在当时的社会甫一提出即产生了广泛的认同并得到了多人的应和。胡适也在1919年把这种理论迅速地付诸于实践，写出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史学界的重要人物，梁启超不得不对史学界这一巨大的变化表达出自己的看法。1920年梁任公旅欧归国之后曾致信

6、胡适，说：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此时的梁仍然或多或少地表示出对于胡适这个晚辈的居高临下之态。两年之后的一次机会，梁启超在北大做了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讲，对胡适面对面提出了质疑。其提出了诸如把思想的抹杀得太过了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以知识论讲孔子等问题。在这里梁以谨慎的态度来审视胡适用他的怀疑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梁认为，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其实在这里，梁启超并没有

7、完全否定胡适的疑古的治学方法，只是认为他疑古太过，应该在程度与范围上加以讨论。应该说，在国故研究有了胡的方法之转入第二期后，梁的史学治学方法不可能仍如以前一样，不受一点影响。但从上所引的话中看梁对于胡的批评则显示了梁启超与胡适在治学方法上的差异，这也就是国故整理中前后两期的差别。他在既吸收其长处之时，不得不顺从潮流，朝向一个在当时看来更加科学的方向，但又始终没有像科学派一样凡古即疑，凡事即疑。我们可以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