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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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关键词:政策/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特别是刑事政策思想，古已有之。从有了国家与法，有了犯罪，人们就对犯罪现象设定抗制之道，提出多种措施与方略。实质上，这些措施和方略，都属于刑事政策或刑事政策思想。”[1]如果历史确实如此，我们可以说刑法与刑事政策是相伴相生的。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刑法与刑事政策的目的是相同的，但二者作用的方式和手段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探讨二者关系的一个原因。　　分析二者的关系可采用多种角度，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是其中之一对。静态分析多进

2、行概念与概念的对比、现象与现象的对比、某一具体刑事政策与某一具体刑事立法内容的对比等。静态的分析对我们理解二者的区别有很大帮助，但是对二者的联系缺乏把握。往往由于强调一方的作用，而无形中将另一方置于从属地位，从而产生错误结论。本文采取动态分析的角度，力图在运动中把握二者的关系，对二者的矛盾运动和相互转化作出说明，包括对刑事政策概念的动态理解及对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　　　　　　一　　对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进行分析，正确理解刑事政策概念是基础。对刑事政策概念的不同理解，就会有不同的层次

3、定位。忽视对概念的不同理解，直入话题，进行二者关系的分析是不可行的，分析的结论必然会因为基点的不同而产生难以对话的分歧。在概念的理解上，并不是寻求纯理性上最合理的定义，仅仅采用多概念的排列对比，折衷选优，是形式主义的分析，缺乏论证价值。要得出适当的结论，需要结合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发展历史进行理性分析。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刑事政策的概念理解，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德国法学教授克兰斯洛德(KlEinschrod)与费尔巴哈(Feuerbach)提出的。克兰斯洛德

4、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利的措施。”费尔巴哈则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20世纪初，李斯特复兴刑事政策，将其定义为“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而“无论是我国的刑事法律科学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往往还是停留在狭义的刑事政策观上，即将之视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政策或策略，或等同于我们党和国家在处理犯罪问题、对待罪犯时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2]基于对刑事政策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理解

5、，对二者关系会有两种大致不同的结论：认同广义概念的，倾向于将刑事政策置于主要地位，从而淡化刑事法律的作用(极端的理论甚至提出用刑事政策取代刑事法律)；认同狭义概念的，则强调刑事政策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作用，限制刑事政策(极端理论是不用刑事政策)。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概念本身来进行判断，认为选择哪种更为合适。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受不同的刑法理念支配，其作用是不同的。　　从历史发展看，刑事政策的概念往往因刑事政策被重视而得以扩充阵地，膨化内涵；也会因刑事政策被抵制而退守一隅，简化内容

6、。其规律大致如下：　　第一，凡刑事立法不发达时期，刑事政策必然统领刑事活动；而刑事立法发达时期，必然限制刑事政策的作用。刑事立法不发达可分两种原因：一是客观历史原因。各国立法初期，法制文化不发达，立法技术简陋，难以创制完备的法律规范。二是主观人为原因。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国度，由于对法律的漠视甚至敌视，人为形成了法律的虚无。前者发生于古代世界各国。多数法律规范以习惯法的方式存在，不以成文形式昭示天下。即使制定了较具体的成文法，也多规定简约。如古巴比伦著名的汉漠拉比法典、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等，其记

7、载形式(石柱、铜表)就表明了其法律规定不可能详密。古犹太法律的“摩西十戒”更是言简至极。我国古代直至春秋时期才有“郑人铸刑书”的记载，是将刑法规定铸于鼎上，其内容的多少可想而知。第二种情形虽然为数不多，但确有存在，并具有一定代表性。如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在极度专制统治下，法律根本就是虚设，形同无法。而我国“文革”期间，不仅不重视立法，甚至将极少的法也彻底废弃，形成法律“真空”。不论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立法不发达时期的共同特点是法律不完备。为了弥补法律不完备造成的统治上的不利，刑事政策就当然担

8、任了刑事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恰好满足了统治者的“随意性”，所以，刑事政策倍受推崇。例如，我国古代的周朝就提出了“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后汉书·陈宠传》)的刑事政策，以弥补对罪的规定不足。同时，又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政策来影响刑的适用。　　当立法逐渐成熟，法制逐渐完备，或者统治者注重了立法工作后，法律的地位就逐步上升了。虽然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较强的阶级意志性，是为维护阶级统治服务的。但是，由于法律本身具有意志性与规律性的统一、阶级性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