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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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摘要】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4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

2、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p242)进入20世纪，“从形式上看，辛

3、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2](p242)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

4、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4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

5、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3]。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

6、行过4次较大的改革：即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4]。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

7、、“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5]。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