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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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轨时期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腐败现象的蔓延，以及向社会各层面的迅速渗透，使国人感到极大的愤慨。社会现实令许多人感到困惑：腐败何以成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派生物？其实腐败决非是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便早已有之，只不过是程度和规模上远不如今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种种无序状态，将以往暗存的社会弊端和矛盾冲突公开化、扩大化了。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及遏制腐败的对策进行经济学分析。　　一、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现象是古而有之，国际上有之，关于腐败的成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下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腐

2、败产生的原因。　　1.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我们知道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假设条件：一是理性人假设条件；二是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合乎理性的人被称为“经济人”，“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是有需求的动物，其需求取决于他所要得到的东西，只有尚未满足的需求才能影响行动；人的需求是无穷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一旦某种需求得到满足，又会出现另一种需要满足的需求。相对于无穷的需求而言，每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或资源是有限的，这种需求的无限性与手段的有限性

3、之间的矛盾就是腐败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即腐败的最基本动力来源于无限需求与有限手段的矛盾。　　2.从商品的等价交换出发：如果把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也看成是一种商品的话，那么“权钱交易”是一种不公平交易，不公平表现在：首先权力价值被低价交换给行贿者，行贿者得到权力价值的效用大于行贿者付出的代价，而政府官员满足这种交易的原因在于他手中的权力来自于政府机关所任命官员的权力影响力。组织正式授予政府官员一定的职位，从而使政府官员占据权势地位和支配地位，使其有权对下属发号施令。这种权力价值有时是无法估量的，而获得这种权力可能是由于机遇而没有付出任何努力或者仅仅牺牲了一部分

4、个人利益，但这种付出价值远远低于手中权力的价值。正是由于“权钱交易”的不平等性才使腐败行为更容易发生。　　3.从经济社会的现行体制出发：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在现实经济社会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看不见的手”定理并不能完全成立，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不能完全实现。换句话说，现实的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并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如提供公共物品，投资基础设施，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秩序等等）。这就使得权力与资源的结合在这一体制背景下具有某种天然的必要性

5、与合理性。我们知道，当个人不掌握公共权力时，其欲望的满足只能凭借个人所能独立支配的私有资源（如劳动能力，当然也能通过偷盗等其他非法形式来满足）。相反，政府权力的客观存在就为掌权者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个人私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也就是说，权力配置资源是腐败行为产生的体制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腐败行为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以上三条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　　4.从腐败总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出发：腐败行为能否发生不仅取决于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还依赖于它产生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只是证明了腐败产生的潜在可能性，充分条件依赖于当权者对腐败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当权者是否腐

6、败取决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当权者的需求偏好、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法律法规、权力制衡机制等等。以下借助一个经济模型来分析腐败的产生原因及时机，文字表达如下：如果说当权者搞腐败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那么，突破上述种种约束的努力就构成其腐败活动的成本。具体而言，腐败成本由如下几方面构成，其一，当权者在做出腐败决策时，首先就需要突破来自其自身的种种心理障碍，他必须改变其道德观念，放弃循规守法的操行，面对社会舆论的谴责等等，这些都构成腐败的心理成本。其二，由于种种体制、法规的存在，腐败行为一旦暴光，将会受到相应的政纪法规处罚，这是任何一个理性当权者在决定腐败

7、时所必须考虑的，这种由于腐败行为败露而招致的惩罚，可称其为惩罚成本(C[,pe])。其三，当权者在位时拥有较高的收入和种种“制度特权”（如小车、住房、移动电话等等），另外还存在一些灰色收入如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等，如一旦腐败行为东窗事发，则以上利益就会丧失殆尽，这种风险构成其腐败决策的机会成本(C[,o])。总结以上论述，可见，腐败行为既会带来腐败收益，也会产生腐败成本，其中，我们把腐败的心理成本、惩罚成本和机会成本相加称之为腐败总成本。　　当权者也是人，他在进行腐败决策时必然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假设当权者对腐败行为不能被暴光的概率估计p[,1]，所获得

8、的收益为R；而对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估计为p[,2]，所得到的处罚损失为L，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