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民社会文化环境之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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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市民社会文化环境之审视我国市民社会文化环境之审视引论　　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华帝国被动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以入侵者和先进文明的传播者的双重角色刺激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催化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国市民社会在清末民初这个内忧外患、矛盾纷繁复杂的特殊时期尴尬萌芽。如果按照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1963）中比照美国价值标准对中国文化变量计算等级，无疑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基因是先天不足的。而狄百瑞摈弃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的诱惑，积极肯定了中国市民社会萌芽的意义。他认为，中国清朝末年存在一个即使不完全相同但也颇为类似于早期现代西方的自

2、由主义传统[1]。遗憾的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举步维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虽然实现了新的社会整合，但是却以建立超级官僚系统的社会为代价，全能主义政治吞食了近代以来不断萎缩的民间社会。随着全面危机的消退，全能主义政治的负面作用逐渐暴露出来，用吞没民间社会的办法实现社会整合的效度下降，社会呼唤国家之外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现代化发展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解放思想，开始了探索计划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中国开始羞答答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正

3、式肯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随后中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的自由发展为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奠定了物质基础，国家在财产关系、社会生活等领域为人们留出更多自主空间，以契约为基础的个人权利得到尊重。经济的现代化是市民社会成长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经济现代化有力地带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作为市民社会核心要素的非营利组织和形式各样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按照查尔斯泰勒对市民社会最低限度的定义，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产生[2]，那么中国已经迈进市民社会阶段；但是如果按照查尔斯泰勒对市民社会

4、较为严格的定义，中国还算不上存在独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①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或经济现代化是市民社会成长的硬件设置，那么公民文化或文化现代化就是市民社会必需的软件配置。就我国而言，经济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文化现代化明显滞后于经济的现代化，我国市民社会发展因此囿于文化的滞后而步履蹒跚。　　一、我国市民社会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首次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1956）。在他看来，大传统是城市中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小传统指乡村中大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传统被解释成社会文明，小传统仅是民俗

5、文化；大传统创造文化，小传统只能简单地接受文化。继雷氏之后，吉登斯把大传统视为书面文化，包括宗教、民族国家的规范意识形态等；小传统指口承文化，包括魔术、巫术、习惯和日常生活惯例等[3]。虽然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有值得商榷之处，学者们对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解也各有千秋，但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视角给曾经长期分裂的文化单向度解释以有力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融合复杂，大传统与小传统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分析工具，对中国市民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有着积极意义。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文化主要是社会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所掌控的，小传统文化主要是社会中下层

6、农民所持有的文化。笔者在修正的基础上借用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小传统概念。为了对中国市民社会传统文化分析的广涵性，笔者分别扩大了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大传统文化是指与国家和权力紧密相关的、社会中少数上层和知识分子所掌控的文化；小传统文化是社会大众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它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由于学校教育的精英性质，大传统并不向社会中下层阶层渗透；而小传统的普遍渗透力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强大的惰性使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一）主动调试的大传统　　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存在着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流派争奇斗艳，但就其影响力

7、、渗透力而言，中国大传统的主流是基本稳定的。林毓生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捆绑的模式分析中国超稳定结构的宏观模型也肯定了意识形态（大传统）的恒常性。由于中国大传统与政治制度的相互依存关系，自封建社会至今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大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的传统是有自我调适能力的传统，当然这种自我调适需要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的解释来完成。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虽有民贵君轻、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但是没有市民社会意义上的民主思想；虽有强调臣民美德的义务观念，但没有有关公民权利的修辞词汇；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私和公

8、的界定，但是修齐和治平是一以贯之，连带性的公模糊了公私的严格界限。总之，传统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显然并不支持市民社会的发展。然而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