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

《徐松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徐松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在嘉道年间十分兴盛，探寻其兴起、发展到繁荣的过程，不难发现，这一研究直接源起于新疆地方方志的修纂，这类著作后因张格尔之乱的发生而受到时人关注，又因其中所包含的当代西北知识与边疆治理思想十分切合于当时知识界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思潮，于是西北史地研究成为嘉道学术中的一门“显学”。在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徐松可谓功不可没。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研究规范、学术影响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他本人也在传播西

2、北知识、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多有贡献。本文将通过对学者徐松西北史地的研究成就、他的研究与当时学风的关系及其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向传统史志研究回归的特点等方面的叙述分析，更全面地展现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整体面貌，以期更好地显现学术史的真实、生动与丰富。一、因边疆方志修撰而成西北史地名家早在乾隆朝之前，有关西北的著述已有问世，后来随着清朝用兵西北的成功与西北统治的建立，这类著作逐渐增多，或是亲历西北者的记闻之作，或是国家组织编写的国史方略，或为地方官员组织修撰的方志类著作。探究这些著述的写作动因，多是

3、为了适应清朝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辖治理。当时官修有关西北的书籍，主要有《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钦定河源纪略》及《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这些著作的修纂意义不只在于为皇帝歌功颂德，更为后人提供统治的样板。与中央官修西北著作的纂修动因相同，清代新疆的地方官员也组织修纂一些方志类的书籍，这些以佐理政事为目的的著述，因其真实性与实用性而成为后来西北史地研究最直接的渊源，徐松的西北研究也即起始于新疆方志的撰修。徐松之前，另一位具有国史撰修经历的学人祁韵士曾有机缘编

4、纂新疆方志，他在遣戍伊犁期间，受松筠之请主纂了《西陲总统事略》一书。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被发配新疆时，时任伊犁将军是再次任职新疆的松筠。松筠委请徐松做《西陲总统事略》的增补续修工作，并在嘉庆二十年（1815）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间，安排徐松进行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活动[1]。徐松以自己的学识优长，又对天山南北之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使得在《西陲总统事略》基础上修成的《新疆识略》更加成熟。相比较来看，《新疆识略》在体例上更加完备，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叙述上更加准确。书中徐松不仅对于《西陲总统事

5、略》的繁琐细目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对其内容的安排做了调整，使之更加合理；他还仿照《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中，对于水的意义认识一直较山为重，所谓是“以水志舆地，万古迹不换”[34]，于是“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35]，一部成书于汉代的《水经》而后在数千年为历代学者津津乐道，咀嚼再三，这实在不是偶然。中华这样一个孕育于大陆地区的古老民族、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文明国度，其起源与发展基本是在黄河、长江等沿河流域，于是自古以来治水就是国家大政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西域归入版图之后，为治理这

6、片较之中原更为干旱的地区，清政府曾下令“辟其田使速耕，导其川使速溉”、“武定功成，农政宜举”，“乘时兴屯，开渠灌溉”[36]。继回屯、兵屯之后，又命给惠远、惠宁两城旗兵以肥沃田土屯种，历任将军都因灌溉乏水没有筹办。直到松筠在任期间，才寻找水源，疏通渠道，致使旗屯有成。但西域水道缺乏记载，《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中只简略记有河流名称，而水道源流并不清楚。于是在徐松受命对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中，对当地各河源流的探查是一项重要内容。《西域水道记》的出现既与清代治理新疆实政有关，其本身也对新疆的开发有益。于

7、是，祁韵士、松筠与徐松等人与新疆方志编撰密切相关的著作，以实地目验、或国史记载中所获知识为依据，通过传输提供当时当世的西北知识，有助益于清代在西北具体治理措施，具有当代史的意义。这样在深受道光学风濡染的学者士人就常评断徐松著作有经世之特点，彭邦畴即言“才不为世用，乃箸经世书”[37]，邓廷桢在评断《西域水道记》的五种优点时，也提到其具有“实用”与“利涉”的意义。[38]徐松身后的道咸以降，经世致用成为社会之风尚，在这样的认识标准下，徐松及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经世意义也被后人反复强调，张之洞即

8、将徐松列入《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的“经济门”[39]。王国维与梁启超是在“道咸”以来“新学”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他们的认识里，清道光前后，清代学术发生了转变，王国维归纳为“道咸以降之学新”[40]，梁启超概括为“地理学趋向一变”[41]；在这史地学的学风转变中，其重要表现即是复兴了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即王国维表述为“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42]、梁启超表述为“初期致用精神渐次复活”[43]。综合考量道光朝学风的转变、清末士人对经世致用之重视、民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