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美学思想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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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美学思想的转型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史上，王国维无疑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一名具有近代意识的学者，王国维自觉地吸收了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思想，并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相融汇，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思想范式，使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美学思想开始真正具有近代的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堪称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聂振斌先生指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的标志，从此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1](P56)因此，对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加以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之后的发展无疑具有十

2、分重要的意义。一、审美独立审美独立的思想是德国美学的重要命题。鲍姆嘉登在其1750年出版的《美学》中就确立了“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地位，认为美学研究的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从而使之从理性认识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而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则把人类的心意活动机能划分为知、情、意三大领域，对应的认识的机能分别是知性、判断力、理性，并且对审美判断力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康德的思想在美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确立了审美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独特地位。王国维是通过叔本华进入康德的，康德关于审美独立的思想无疑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也带上了叔本华的色彩。在王国维眼中，“吾人之知

3、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联，即与苦痛相关联”，[2](P3—4)而审美恰恰是要人摆脱这种苦痛，进入一个无利害的审美境界之中，“美术一务，在描写人生痛苦与解脱之道，而使吾济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暂时之和平，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2](P9)因此，审美不同于人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而是人超脱现实关系所达到的一种独特的“和平”境界，而要进入审美，则必须摆脱各种利害关系，进入无利害的状态，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审美所要求的并

4、不是对象的实际存在，而恰是所谓“物之外者”，即对象的形式。这里实际已经触及了审美独立的又一方面内容——形式性。形式性是和无利害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审美要求无利害感，它才不系于对象的实践存在，而只系于对象的纯形式，从对象的形式本身获得审美愉悦。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已见出了审美形式性，“如果说一个对象是美的，以此来证明我有鉴赏力，关键是系于我自已心里从这个表象看出什么来，而不是系于这事物的存在”。[3](P41)而王国维无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用之点……”[4](P

5、389)，这一思想与康德的论述显然具有内在相通性，而且他还进一步结合各种艺术形式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术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在于形式，固不俟论，即图画、诗歌之美之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之为一种之形式焉”。[4](P389)王国维正是从西方思想中引入了审美无利害感与形式性等思想，从而确立了中国近代美学中审美独立的地位。“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于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与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追，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5](P391)这一点，明显异于重视“

6、载道”传统的儒家诗教，透露出近代的气息，在中国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审美与人生王国维早年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这给他的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叔本华认为，世界只是我的表象，意志是万物的基础，因而生活的本质就是生活之欲，欲壑难平，因而人生永远是痛苦的。而人的彻底解脱只能是灭绝欲望达到涅磐，审美的位置恰在这永恒的痛苦与彻底解脱。可见，在叔本华的思想中，审美与人生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审美是人在生活的苦痛中寻得的片刻宁静、求得的片刻解脱。王国维无疑吸收了这些思想，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用自己的语言对叔本华的学说进行了“重写”，“生活之本质何?‘欲’

7、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也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即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既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既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已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故欲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人生中的欲望与苦痛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而可行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