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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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　　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1948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

2、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里学过一点点）。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来，原本“一穷二白”，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学习、进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在这一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厚积薄发　　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如

3、果将讲课内容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每当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é，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í，义同蚁。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　　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论从史出追求新意　　从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期，史学界十分强调“以论带史”；甚至“论”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时我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曾撰写、不断修改

4、了几十万字的讲义，全都体现这一精神。虽然我对史料还是注意搜集的，但仅只为了反复证明权威之“论”的正确。具体说，就中国古代部分言，就是不管历史上任何时期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结论都是预定的；其指导思想全都被认定是为了加强镇压奴隶、农民反抗的需要，即阶级斗争的需要。为此，有时还不得不曲解史料。记得有一次讨论，我的发言出了格，强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遭到批评。从此，我便被“以论带史”紧紧箍住。老实说，这样做，倒也很省心，只要搜罗一些足以说明统治阶级残酷剥削、镇压劳动人民的史料，塞入既定框架中就可以了。然而有时也会感到乏味和苦闷，难道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不断重复已有现成的

5、结论吗？　　60年代初，读到翦伯赞先生几篇论文，大受启发。他反对“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反对“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用史料去迁就理论”。[6]这正中我的弊病。他十分强调从具体历史中概括出结论来。这也就是“论从史出”。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也就必然会有创见，会有新意。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了，我努力追求这一境界。　　所谓“论从史出”，如果从广义理解，也可以把“论”理解为一种看法，则小至一个字、一件事、一项制度等的考证，只要史料确凿，见解新颖，都应该是“论从史出”。这种“论从史出”，大体也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也可以说就是“微观”。对于史学

6、研究来说，它是决不可少，决不可忽视的。因为古代史料脱漏、错讹、长期误解，在所难免。如果不加考证，去伪存真，而是囫囵使用，以之为依据提出宏观看法来，也许不知哪一天便会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楼一样，倒塌下来的。五六十年代有些宏篇巨著，今已很少有人问津，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所以对于一些在关键问题上的精采考证，必须给予高度评价，有些考证决不亚于一篇大论文或专著。我自己从来对这类“论从史出”、考证都是十分欣羡的。也曾在这方面做过一番努力，发表过《刘裕门第考》、《庶族、素族解》等文章。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兴趣还是偏重在探讨一些分析性、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上。即将“论从史出”之“论”，多从

7、宏观方面着眼；而把一些微观考证作为“论从史出”中“史”的组成部分，为宏观看法服务，力图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关于偏重宏观，古代学者早有类似论述：　　清初学者刘献廷在其名著《广阳杂记》卷四中说：“历代史册，浩繁极矣！苟不提挈其纲领，便如一屋散钱，无从着手。”所谓“提挈其纲领”，他指的便是要用史料说明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以达到“识古今之成败是非”的目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我写专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便是通过对大量“散钱”即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力图“提挈其纲领”，探讨这一段时期内，在不同客观条件下，宰相和秘书咨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