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拍卖之法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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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拍卖之法理研究　　拍卖是一种竞争买卖，我国《拍卖法》第3条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4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的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变价时，应当委托拍卖机构进行拍卖。”因此，从拍卖的理论及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拍卖是强制执行程序中重要的换价措施。但是由于拍卖涉及到法院、买受人、债权人、债务人等主体，他们

2、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如何理解？买受人的权利该如何保护？执行拍卖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执行拍卖的公信力如何定位？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执行拍卖实践，从而使得我们在处理执行拍卖纠纷时只是做到以协调为主，尽量息事宁人。据此，本文试图对执行拍卖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以期能抛砖引玉，深望同行能就此发表高见，共同讨论。　　一、执行拍卖之法律性质的法理分析　　权利与义务是相对概念，权利的实现有赖于义务的履行，若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即须采取救济手段来实现其债权。由于社会文化的进步及国家权力的增强，近代国家已确立国家救济制度，即由国家担当实现权利的任务，债权人享有的只是强制执行的请求权，而强制执行已

3、是实现权利最后且最有效的公权力救济方法。执行拍卖是强制执行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史尚宽先生认为：“强制执行法上的拍卖，乃系国家依其执行机关所行标的物之变价行为。[1]所以执行拍卖是强制执行权的行使，是公权力的行使，属于公法范畴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执行拍卖毕竟是拍卖中的一种，在执行拍卖的手续上，拍卖公告是买卖引诱，应买人的出价是一种买卖要约，拍卖则是买卖的承诺，最后是拍卖人与买受人之间成立了买卖契约。这个过程与一般货物买卖的协议磋商过程相似，而且执行拍卖恰是拍卖人将拍卖物交付买受人所有并丧失所有权，买受人则接受拍卖物并支付约定价金，是有偿受让拍卖物的行为，符合买卖关系的一般特征

4、，与私法上的民事行为相似。因此；执行拍卖又同时具有私法性质。但是，由于强制拍卖以查封为前提，不以拍卖物所有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与私法上买卖关系应建立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自由为前提又发生冲突。对此，我们主张折衷说，即执行拍卖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买卖行为，兼有公法处分和私法买卖的双重性质，从强制拍卖中执行机关不顾债务人的意思而将拍卖物的所有权移转于第三人看，具有公法处分的性质；另从根据执行拍卖而将债务人所有的拍卖物转移给买受人及买受人因此给付价金来看，又具有私法买卖的性质。我们在处理执行拍卖纠纷时，不能单纯从公法或单纯从私法方面出发来处理问题，而且在今后制定执行法时，针对执行拍卖的特殊

5、性，法律应该对执行拍卖作出一些有别于纯私法上的普通买卖、有别于纯公法上的国家征收拍卖的特别规定。　　二、执行拍卖之公信力问题　　执行拍卖具有公法上处分及兼有私法上买卖的法律性质。首先，确定执行拍卖公信力是维护社会交易安全的要求。将执行拍卖作为一种特殊买卖关系来思考时，执行拍卖是一种物权的变动方式，同时，也是社会交易市场的组成部分。从有利于维护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有秩序发展的角度出发，拍卖物的买受人基于对社会交易的充分依赖及善意而取得的拍卖物，应及时予以法律上的保护，承认其交易的公信力。其次，确立执行拍卖之公信力是执行拍卖公法性质的内在要求。执行拍卖的特色，是具

6、有公权处分的性质，国家强制执行机构凭其公权力所进行的拍卖行为，不仅能取信于一般民众，而且必须负起拍卖的法律效果。凡是基于信赖法院拍卖行为的人，无论是买受人或是一般民众，都应受到公信力的保护，由于法院拍卖行为是国家机构具有公信力的执行行为，所以不管债权人的债权是否真正存在，也不管买受人的意思是否为善意或恶意，更不管拍卖物是否真正属于债务人所有，买受人都能因信赖法院拍卖有公法上的效力，而取得拍卖物的所有权。基于此种理由，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98条规定：拍卖不动产，买受人自领得执行法院所发给权利移转证书之日起取得该不动产所有权，无须以登记为取得所有权之生效要件。第三，确立执行拍

7、卖之公信力有利于法院开展执行换价活动。如果普通民众对执行拍卖的公信力有怀疑时，必然影响法院对被执行财产的换价行为，也同时影响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充分阐述执行拍卖的公信力问题，本文着重就依无实体权的执行依据的执行拍卖及拍卖第三人财产的法律效果进行分析，以论证执行拍卖公信力之必要性。　　（一）法院根据无实体权利的执行依据所进行的执行拍卖　　根据《执行规定》第2条规定，有6种法律文书可以成为执行依据，而执行机构只能形式审查执行依据，不能对执行依据进行实体审查。因此，存在有些执行依据的实体权利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院凭这些并无实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