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罗家伦对社会改造问题的探索

《五四时期罗家伦对社会改造问题的探索》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五四时期罗家伦对社会改造问题的探索论文关键词：五四时期罗家伦社会改造论文摘要：五四时期，身为青年学生的罗家伦在社会改造的大潮中．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实践，形成了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初步认识。他主张以思想革命为社会改造之首，主张问题与主义并重、文化运动与群众运动并举的改造方针。罗家伦的社会改造主张代表了一部分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学子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表现出了渐进改革的思想趋向。罗家伦(1897一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人北京大学，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新文化运动中，他和傅斯年一起创办的《新潮

2、》杂志是当时影响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罗氏在“五四运动”中表现活跃，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斗争口号，并率先使用“五四运动”这一名词〔’〕。“五四运动”后，罗氏先后赴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留学六年，回国后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中华民国首任驻印度大使、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文字，在民国思想文化史上曾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国人

3、对罗氏的所作所为一直知之甚少，对其在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更是无从认识。本文拟对五四时期罗氏的社会改造思想做一粗浅的探讨，藉此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一、以思想革命为社会改造之首“五四”时期，思想界最为突出的潮流莫过于思想改造、文化更新，即主张从思想文化上变革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从提高国民素质、造成现代国民性人手，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用林毓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它所包含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或者说，它是一种强调必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

4、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闭。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已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J，这是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痛定思痛之后得出的发人深省的结论。李大钊也曾宣称，为了创造青春的中国，青年应当敢于“犯当世之不进，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4J。胡适对于封建礼教束缚、窒息人的思想的罪恶痛加揭批:“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s7鲁迅更是“改造国民性”的先锋，他的《阿Q正

5、传》、《孔乙己》等小说是对中国落后国民性的无情鞭挞。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正是认定了必须从改变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心态人手，展开一场持续、深人、彻底的思想改造和解放运动，中国才能有救。这种看法几乎成为新文化人共同的思想基础，罗家伦自然也不例外。他说:“思想的来源，是一切运动的原动力，没有思想未曾改变而行动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p"[6}1919年11月，他在复张继的信中说:“我们认定中国现在政治社会的不良，就是人民的思想不曾变换。我总觉得中国辛亥革命与俄国革命，有一个大不同的地方

6、，就是中国的革命，是以金钱权位运动军队来的;而俄国的革命，是以思想主义征服军队来的—其实不但是征服军队，并且征服一切平民。所以俄国的革命愈革愈好，中国革命愈革愈坏。”罗氏的这段评述虽有不确切的地方，但认定国人的思想观念未曾变换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主因，则是大致不错的。他进而指出，中国的思想界有“三种毒素”，即“奴性”、“专制”和“昏乱”。因此，思想革命的内容就是:(一)变奴性的思想为独立的思想;(二)变专制的思想为平民的思想;(三)变昏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7。这三项原则，可以看成是五四时期罗氏倡导思想革命的总纲。为了彻底清

7、除中国思想界的“奴性”、“专制”与“昏乱”，他在《新潮》、《东方杂志》、《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宣扬思想自由、妇女解放。同时他还大力宣扬实验主义，将科学方法引人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以改变国人思维方式中的空泛、笼统、附会等缺陷[8}。他还将文学革命也纳人到思想革命的轨道，认为“文学革命不过是我们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们的目的’}Cs7。罗氏的这一信念自从五四时期确立后，始终坚持不变。二、社会改造当以问题与主义并重“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首先发生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的一场颇有影响的论争。胡

8、适秉承实验主义的立场，对社会改造问题持循序渐进立场，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因此应当“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B]。李大钊则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决然分开，二者“交相为用”，“社会问题的解决”，应有主义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