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寺新石器文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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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尉迟寺新石器文化研究综述尉迟寺新石器文化研究综述　　1发掘报告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主编的《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将1989年尉迟寺遗址的发掘成果公布于众，报告介绍了遗址的概况和地层堆积、一二期工程的出土遗存，并重点对出土陶器做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了《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报告共分四个章节，配备了大量的附表、考古分析报告、描摹简图和照片，系统地公布了自1989年秋至1995年尉迟寺遗址的发掘资料和研究

2、成果。　　200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共同编著了《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本文由.L.收集整理2007年12月），材料翔实（配以大量实物照片，直观可感）系统地报道了尉迟寺遗址自2001年春至2003年秋第二阶段的全部发掘资料。　　2研究论文　　2.1文化内涵和年代分期研究　　郑清森《试论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大汉口文化遗存》（《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主要探讨尉迟寺遗址中大汶口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地方特点及其文化源流。苗霞《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及其年代与分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将尉迟寺出土典型陶

3、器与相同时期大汶口文化标准器纹饰进行对比，给该遗址做了年代分期。霍东峰《尉迟寺遗址中尉迟寺类型遗存的分期与年代》（《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文中不仅运用标准器法进行断代，而且还大量运用C14与树轮测年等科技考古技术，增强了分期断代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2.2聚落研究　　尉迟寺遗址中发掘的大型成组红烧土排房为其他同类考古遗址所未见，自发掘以来，其独特的聚落文化一直成为业界研究的热点。　　王吉怀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有《蒙城尉迟寺聚落再显宏大规模一处1000余平方米的活动广场和鸟形神器惊现遗址中心》（《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21日）；《尉迟寺史

4、前聚落遗存的微观考察与研究》（《文物世界》2005年第2期）；《尉迟寺聚落遗址的初步探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他认为尉迟寺成组的大型红烧土排房不仅体现了新石器聚落中集体聚落的凝聚性，同时也体现了个体家庭的相对独立性。栾丰实《史前聚落考古的新成果读〈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考古》2004年第7期），文中高度评价了尉迟寺聚落发掘的意义。　　2.3经济研究　　尉迟寺遗址出土发掘所见的经济形态也十分值得关注，主要有王吉怀《五千年前淮北地区原始农业状况尉迟寺聚落遗址带来的信息》（《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依据尉迟

5、寺独有的聚落生活分析了皖北地区定居农业的生产特点、作物特点及农具特点。王增林《尉迟寺遗址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植物硅酸体分析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中的应用》（《考古》1995年第1期）均是利用科技考古知识植物硅酸体分析技术来研究尉迟寺原始经济中的农作物特点。其他还有解华顶，沈薇《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采集经济的史学观察》（《安徽农业科学》2009年第5期）。　　2.4陶器研究　　关于尉迟寺遗址出土陶器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吴加安《安徽北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9期），主要是利用类型学对出土陶器进行

6、文化分期研究。台湾学者吕琪昌《尉迟寺出土陶鬶的启示》（《江汉考古》2006年总第98期）则是通过将尉迟寺出土陶鬶与太湖、海岱地区出土陶鬶进行类型学的对比从而颠覆了陶鬶起源于海岱地区的传统看法。杨坤《谈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M215、M177发现的陶尊文字》（2008年1月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首发）对尉迟寺M215出土的陶尊刻文进行了释读。　　关于七足镂空器的研究论文有卫斯《尉迟寺遗址出土七足镂孔器的命名及用途》（《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7日），认为七足镂孔器应是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族枪。　　2.5文化交流　　关于尉迟寺遗址所反映的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虽然

7、不多但很重要，代表性的是吴加安的《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史前聚落遗存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以尉迟寺的考古发掘资料为主，结合皖北其它史前遗址发掘资料，树立起皖北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并进一步建立了皖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框架，找出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交汇的重要区间，指出了淮河文化在黄河及长江史前文化传播间的桥梁作用。　　淮河与黄河、长江、济水并称四渎。在20世纪70年代末，苏秉琦先生就已指出：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的北部连在一起，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这可能与徐夷、淮夷有关。①可一直以来因为

8、淮河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开展的比较少，所获资料远不能对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