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对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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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对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刑法第224条将合同诈骗罪规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同时以列举方式对具体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形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欲在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作出准确认定，首先必须准确定位合同诈骗，其次是对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和“签订、履行合同”作具体的研究和准确的把握；最后则是对“合同”概念本身内涵和外延予以清晰的界定。一、合同诈骗罪的定位及其法律意义合同诈骗罪首先应定位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虽然合同诈骗罪与诈骗

2、罪均属刑法中的独立罪名，但就刑法理论而言，二者并非是平行关系，而是一般与特殊、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就法理而言，诈骗犯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无论是利用合同或者是利用其他手段及方式诈骗，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都应认定为诈骗犯罪。如果因为诈骗犯罪在手段与方法上的不同，即独立规定罪名，一方面会使会使各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层出不穷，且仍会有所疏漏，另一方面也会使诈骗罪形同虚设。因此，各类诈骗犯罪虽然在诈骗手段与方式上具有多样

3、化的特点，但本质上都不脱离利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财物这一最终目的，单一诈骗犯罪实质上完全可以容纳形形色色的诈骗犯罪行为。但是，鉴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合同诈骗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妨害”。故而修订后的刑法将合同诈骗从诈骗罪中分立出来，其主要目的应是立法机关强调对此类社会危害行为的重视程度和打击力度，而并非是由于合同诈骗是刑法修订后新出现的犯罪行为。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在理论上清楚地把握合同诈骗的定位。合同诈骗相对于诈骗罪而言，是诈骗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二者

4、在理论上是法条竞合的关系。根据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只有行为人的行为触犯了合同诈骗的特别法条，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以上论述的司法意义在于，对于一项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应当首先以普通诈骗罪的视角去审视，如果连普通诈骗罪都不能构成，那么作为普通诈骗罪一种特殊形态而存在的合同诈骗罪，将毫无疑问地更不会构成。认定一项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首先应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这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前提性基础要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而探讨合同诈骗罪的自身特点，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和其他诈骗犯罪的区别

5、，从而对合同诈骗罪作出准确的司法认定。二、对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把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能够成为诈骗罪特殊形态的根本要求。研究合同诈骗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认定，同时也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某些民事欺诈行为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首先取决于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但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较普通诈骗犯罪更难认定。本来非法占有目的就属于一种纯粹的主观心态，合同诈骗行为人绝少主动供述自己的这种主观故意。更由于与普通诈骗罪相比，合同诈骗

6、行为人还有合同这一合法外衣的掩护，所以认定合同诈骗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既是合同诈骗司法认定的重点，也是难点。笔者认为，鉴于非法占有目的在司法认定上具有特殊性，司法实践中应当建立起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性判断制度。这种推定性判断建立在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基础上，由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推断其主观意图。所要明确的是，这种推定性司法判断不是单纯地根据刑法所列举的合同诈骗外在情形对行为人客观归罪，也不仅仅是根据当事人的口供或陈述主观定罪，而是建立在综合全面考量各种主客观因素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判断性

7、结论。笔者认为，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1.行为人事前的履约能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必须是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因此签订合同时行为人事前的履约能力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方面。行为人事前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具有完全履约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区别情形加以认定。如果行为人具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仅仅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毫无疑问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有完全履约能力，但只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

8、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诈欺行为而不属于刑事意义上的合同诈骗；如果其部分履行的目的仍在欲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则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构成合同诈骗罪。其次，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仅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行为，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亦不应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