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育宜“理”通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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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育教育宜“理”通一贯“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体育”一词历史悠久，相传在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已经开始使用，当时欧洲的罗马帝国才刚刚建立，基督教才诞生[1]，而体育很早就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理”，其本质是“道”（注：道：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泛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或原理、规律。）。中国传统教育之理想人格的基本规定是“仁、义、礼、智、信”，这种规定一开始就以萌芽的形式（端）存在于每个主体中，并构成主体实现内在根据，所谓成人（善）是先天潜能（德）的展开。潜能之于人，犹如源头

2、活水，它为人格升华提供了不竭的水流。　　　　一、中西体育文化的哲学思辨自19世纪20年代，英国一位被称为“现代体育之父”的托马斯阿诺德第一个把竞技体育列为学校课程以来，无论西方文明或中国文化，哲学的基点都在人的生命活动中。二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西方关注成就人的生命活动价值和完成人性的生存使命，这使它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了认识论的方向，从“对象意识”走向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中国关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由此中国发挥了关注义理性的悟觉思维，相对而言，西方体育只讲求“格物致知”，以“有”（存在的“实在性”

3、）为起始[2]，中国“摄生学”还讲求“穷理见性”，以“无”（生命的“生命”）为开端[3]。格物，是为了满足生命，展现学问；穷理，是为了圆满生命、完善人格。格物需要用“眼”去看，明理需要用“心”悟。用眼看，是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分离为认识方法；用心悟，则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的融通一体为基点。比如，奥林匹克运动与西方传统主流文化休戚相关，西方“格物致知”的主导特征相对于中国“穷理见性”而言，表现出道义与利益的对应，唯心与唯物冲突，主体与客体的分裂，执灵执物，两极分化。儒家以道义为中心，则引出了责

4、任意识，导致了对自然的保护和关爱，中西思想分野和哲学迥然不同的思维特质和理论风格由此产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确定什么样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综合素质）”，还是“以物为本（专业技术）”？西方从“格物”认识思维出发，采取了“本体论”的表达方式。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4]。所以其哲学是在“现象世界”之上、之外构想了一个本源性和终极性的“本质世界”，并以形式逻辑体系建构这个世

5、界，以此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的理想和追求。在西方特定的既定历史条件下，这种理论曾经起过推动科学进步，促进人类思想解放的历史作用，但它的理论实践的困境（人欲横流）则日益明显。中国在“格物”的基点上坚持“穷理”教育则属于另一种思路，它是通过对“道”的追求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而上的追求。“道”是中国文化之根，是它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思维模式、伦理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理想。按照东方古贤的观念，“道”无所不在，“道”是一切存在的本根，万象变化之源泉，它贯彻于万有之中，又具超越万有之性。从宏观着眼，“道”通贯万物，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

6、，道是一，是大，是全；从微观着眼，道生化万物，万物有各物各性，它是多，是异，是生。论其存在，道是实有，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论其性质，它是又无形无象，“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无。“道”是一种以生命为本性的有和无的统一，它首先强调天地自然秩序、人类社会秩序，人的任何活动都必须遵守秩序，《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不违，后天而顺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中国文化一贯重视宇宙、人类秩序的崇高境界教育，《系辞上传》“夫易，对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

7、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为治理当前“人欲横流”的世界带来唯一希望。　　　　二、自然科学再发展亟待中国文化的护持恩格斯说：“科学和哲学的结合结果，就是唯物主义”[5]。仅从这个定义分析，中国很早就有相当发达的哲学理性思维，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哲学与科学处于无法明确区分的状态，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及其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原因在于无论是天地自然，还是人类万物，在中国古代始终都是被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和时间过程来看待的，一切相关的研究与思考，即包含有认识自然

8、、社会和人类自身之最基本规律的哲学性意义，正是当时对于这些客观事物的科学性认识。因此，在中国“圆”文化中，思想家们经常会以人的生老病死，气血循行为例，来揭示天地宇宙的变化规律，构成了大小宇宙相互类比的一般思维模式[6]。同时“人”本身就是教育家、思想家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那些在今天看来显然属于医学理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