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史学研究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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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史学研究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启示　　摘要：“史”乃过去的事实，大体可分为“事史”与“心史”：“事史”乃“史”之本，即事实历史，“心史”乃“史”之魂，即思想历史。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国思想史》分别从“事史”与“心史”两个层面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学史研究有重要启示。就中国美学史研究而言，对“中国美学事史”的把握是探究“中国美学心史”的前提，探究“中国美学心史”则是研究“中国美学事史”的目的所在。　　关键词：钱穆中国美学史事史心史美史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4-0357-01　　何为

2、史，史何为，何为史学，史学何为。“史”乃过去的事实，对事实的记载乃成为史书，其用乃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资治通鉴》），以史为镜，方知兴替，历代史书，乃王者师。“史学”则为研究过去的事实的一门学科，“史”的内容大体有二，即“事史”与“心史”：“事史”乃“史”之本，即事实历史，“心史”乃“史”之魂，即思想历史。故“史学”研究的对象则为过去事实之历史（事史），过去思想之历史（心史）。其目的亦大体有二：其一，事史，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经国济世，学成致用；其二，心史，读史明智，化古人心为己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如此看来，“中国美学史”则应包括形而下的“中国美学事史”与形而上的“中国

3、美学心史”。若书写“中国美学事史”，断不能离开“中国美学心史”，否则就是无生气的史料堆砌，没有生气与灵魂；若书写“中国美学心史”，断不能离开“中国美学事史”，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空中楼阁。古人之事，难以把握，古人之心，难以揣摩。如何把握古人之事，如何揣摩古人之心，也就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两大关键。中国美学史，乃中国历史一分支，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也理所应当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钱穆先生讲：“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序》）“写

4、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引论》）【1】钱穆先生所提及的六个关键词：“温情”、“敬意”、“环境”、“事业”、“精神”、“面相”。概括地讲就是：心怀敬意，以情写史，把握特殊之事史，写出独特之心史。反观当下诸多中国美学史著作，虽上下五千年，融会贯通，议论颇精，但诸书貌合神亦合，且形成一种书写惯性，形成美学史的一种通行书写方式。但民族审美文化的“个性”，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的体现程度，仍有待提高。　　治美学史者，大凡有如此愿望：尽一己之力，胸怀五千年，以宏大叙述的方式，以通史的格局，囊括各朝各

5、代，事无巨细，一概纳入，以求精准把握美学历史的原貌。然中国美学“事史”，乃是隐藏于历史事件、浩瀚典籍、精美文物、悠远民俗等等之中，纷繁芜杂，仅凭一己之力，恐难为之，亦难于精准把握中国美学心史之本来的精神与面相。书写中国美学史，若以合适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式，或许更能贴近中国美学心史本来精神与面相。一、宏大叙述：心怀温情与敬意，精抓大事件，揣摩大思想；二、精微叙述：探究某一具体的物象、具体艺术的渊源与流变，用心体会民族审美的深韵，从而达成对民族审美个性的把握，从而在具体中把握抽象，在微观中了解宏观，以达贴近历史之本来“面相”。但无论哪种思路与方式，均须心怀“温情”与“敬意”，如此方能贴近历史，贴近

6、古人心。　　我们再看钱穆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对春秋时期“心史”的分析。他敏锐把握到“人类对宇宙，对人生，有一个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便是生和死的问题。……不仅是其他一切问题之开始，也将是其他一切问题之归宿。”【2】然后分别论及子产、叔孙豹、孔子三位思想家对生与死问题的思考。细究其研究理路，正是抓住了大众普遍思考的问题，以此问题去揣摩古人“心史”，从而抓住其思想之要害和精髓。若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亦能抓住某一时代、某一区域的大众普遍思考的问题，则能把握该时代、该区域美学思想的根本，也就能贴近古人审美心史了。　　虑及中国美学史研究，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美学知识”（美心）而非停留于“美学资料”（美事）

7、，做学问，贵在于发明，而非简单的发现。我们需从古代丰富的“美事”中揣摩其内“美心”，且须以探究“中国美学心史”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最终指向与归宿。也就是说对“中国美学事史”的把握是探究“中国美学心史”之前提，探究“中国美学心史”则是研究“中国美学事史”的目的所在。现在的问题是选择何种途径去描绘古人审美“事史”，从而通过对“事史”的把握去揣摩古人审美“心史”。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讲：“近代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