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

《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摘要：户县农民画所创造的视觉形象和观看方式凸现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新中国农民的主体形象，这与当时的文化政治是高度契合的，是对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具象表现。在市场经济时代，户县农民画抛弃了自身的传统，流为以民俗文化为卖点的商品。户县农民画的沉浮变迁映现了时代的巨大落差。关键词：户县农民画；社会主义文化；农民主体性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农民画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画种。它的变迁所折射的是半个世纪时代风云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农民画被当作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成果而广为宣扬，在后毛泽东时代，农民画只是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求得一隅生存之地。一新中国

2、农民画诞生于1950年代。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各地农村都掀起了一场壁画运动，以配合宣传总路线精神。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壁画运动中，广大农民创作了无以数计的作品，并且涌现出河北束鹿、江苏邳县、安徽阜阳、陕西户县、四川绵阳、湖南浏阳等著名农民画之乡。“大跃进”时期的农民画带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烙印，农民画家们“根据伟大和美丽的生活理想和幻想……大胆而豪迈地进行创作，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天才和智慧”[1]。这些作品的主要表现内容是夸大丰收成果，“画大玉米就画出玉米遮住了东岳泰山；画大山芋就画出装山芋的车的轮子陷在泥里，黄牛也拖不动了；画丰产的稻谷，就把它画得像山一般的海潮一

3、样，迎面压下，把观潮派也吓倒了……”[2]这些作品虽然受当时浮夸风的影响，但它们所流露的天真质朴的乐观主义精神仍然带有民间文化的真挚、刚健气息。在这波农民画热潮中，户县农民画迈出了第一步。与其他地区相比，户县农民画幸运地得到了专业美术人员的长期指导。1958年下半年，西安美专的青年教师陈士衡在户县办起了农村美术训练班。在他指导下，户县农民画确立了深入生活、画农民身边熟悉的人和事的指导思想，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3](PP8-9)1959年2月，户县农民画的第一批作品在西安美专展出后，引起了专业美术工作者的重视。从此以后，不断有专业画家来到户县辅导农民画作者，并出现了像刘群汉、

4、丁济棠这样的专职辅导员，他们放弃自己的创作，全心全意扑在农民画的普及和提高上，为户县农民画的成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户县农民画发展的过程中，1963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社教运动针对1962年春夏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现象，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强调必须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必须对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4]为配合社教运动的进行，户县县委主持开展了全县性的“三史”展览比赛。所谓“三史”，指的是家史、村史、社史，办“三史”展览就是要通过对家、村、社旧社会苦难史的展示以及对地主剥削的揭露，忆苦

5、思甜，增强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在办“三史”展览活动中，户县农民画作者队伍得以发展壮大，并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宋厚成的《一件血衣》、刘知贵的《美帝在户县的暴行》等连环画和单幅画，还被陕西人民出版社和陕西省艺术馆编辑出版成大幅画页[3](PP17-18)。在“大跃进”失败后，许多地方的农村业余美术活动都销声匿迹了，而户县农民画却抓住了办“三史”展览这个机会，顽强地存活下来，而且在这个活动中所开办的各种美术训练班，也使农民业余作者获得了较为扎实的基本功训练，这为以后户县农民画的辉煌打下了基础。社教运动中开展的写“三史”、画“三史”活动，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对自身历史的

6、叙述，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新中国农民获得了鲜明的阶级主体意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作为社会与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这样一种阶级主体意识在此后更为成熟的户县农民画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到“文革”爆发前，户县农民画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形成比较成熟的风格，在题材内容上除了政治宣传之外，更多的是描绘农村的生产劳动和农村风情，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健康清新的格调。1970年代，户县农民画开始步入辉煌期。1972年，有17件户县农民画作品入选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全国美展，同年11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户县农民画选集》，收入作品40余件；1973年10月，国务院文化组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

7、“户县农民画展览”，共展出作品179件(305幅)，引起轰动，画展随后又在全国八大城市巡回展开，观众达到200多万人次。1974年，邮电部发行了一组6枚“户县农民画纪念邮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户县农民绘新天》的专题新闻片，发行全国。1975年，户县农民画先后在日本、法国、美国、英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举办展览，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对1970年代风光无限的户县农民画，论者多认为它是当时政治的御用工具，是“视觉图像化的政治口号”[5](P60)，因而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