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玄学思想对湛方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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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玄学思想对湛方生的影响　　关键词：湛方生时代烙印玄学思想　　摘要：东晋国家残破，山河分崩，而玄学正好以其崇尚虚无的本质特征，给士大夫们提供了精神解脱的良方，因此使得玄学思潮盛行，而生当东晋的湛方生也深受时风浸染，他的思想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东晋偏安一隅，实际上是国家残破，山河分崩，异族入主中原，东晋士大夫无论如何通达夷泰，亦难摆脱精神上的困扰和失落，而玄学正好以其崇尚虚无的本质特征，给士大夫们提供了精神解脱的良方。生当东晋的湛方生深受时风浸染，他的思想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一　　　　《文心雕龙·论说》云：“魏之

2、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刘勰认为，玄学之兴起，与正始年间朝廷的文化政策有关。而肇始于魏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思潮，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一种理论的产生，它为社会所接受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需要的程度。玄学之所以一出现就为士人所普遍接受，并且成为两晋的主要的思想潮流，决非一种偶然现象，也决非曹魏改制的一时需要。它乃是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远的现实生活的要求。　　经学束缚解除之后，思想一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

3、跃起来。士人以往所信奉的儒家一套人生理想、行为规范，已经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任情而行成为一时风尚。但这种任情而行的风尚，只能是一种过渡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它的思想信仰。玄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它是士人寻找来的一种思想归宿，一种用以填补儒学失落之后的思想位置的新的理性的依归。“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①　　　　二　　　　由于对西晋覆亡之因的反省，东晋初年不少人士，其中主要是一些史学家，强烈抨击崇尚《庄》、《老》，标榜玄虚的清谈之士，视其为西晋覆亡的罪魁祸首。如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说西晋时“学者以《庄》

4、《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②，以至造成西晋的倾覆。卞壶对东晋“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的行为，于朝中加以严厉批评，谓此“背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③。但玄学清谈之风并未因此而消减，反而在士族势力的倡导下形成一时之尚。皇帝带头尚玄，史载东晋元帝“餐服玄风”，《晋书·简文帝纪》称简文帝“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

5、：‘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清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执掌大权的丞相王导，就是位本格的玄学家。王导拥戴东晋三帝，执掌枢机，对东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功勋卓著。他“少有风鉴,识量清远”④。在政治上，他主张实行宽松、清静的政策，认为“镇之以静，群情自安”⑤，这显然是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世说新语·文学》篇载：　　　　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可见王导这位素有“江左管夷吾”之称的世族领袖，在文化上扮演着谈席翘楚的角色。王导身为首辅，所谈三理，皆魏晋以来诸

6、玄学家悉心探讨的著名命题，“声无哀乐”、“养生”之论，嵇康早有精微辨说，“言尽意”论，欧阳建等亦曾详加论述。王导能在此类问题上“无所不入”，可知其玄学修养之深厚。《世说新语·文学》篇载王导执政期间有关玄学清谈的情形：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

7、、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　　　　参加者有谢尚、殷浩、桓温、王濛、王述等，皆一时俊彦，亦朝中要员。丞相以下官吏更是“为玄是务”，清谈之风极盛。当时玄学名家尚有殷融、庚亮等。至中期，又有谢安、庚翼、庚冰、孙盛、桓温、刘恢、孙绰、许询、庚阐、王献之、谢万等一大批重要人物兼为玄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谢安。谢安与王羲之曾有—段对话：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

8、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⑥　　　　其实王羲之并非纯儒，他也“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而且自称“吾素自无廊庙志”⑦，所以其志尚与谢安应无大差异。此时见谢安“有高世之志”，而说出一篇“勤政”道理，可以理解为玄学清谈中常见的“互为主客”的“往复”辩论手法。而谢安答以秦任商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