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废科举的教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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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废科举的教育效应[内容提要]20世纪初年科举制的消亡产生多重教育效应。一方面它改变了教育发展的导向，在提升学校地位、变革教育体制、转变培养目标、更新教学内容和促进留学教育等方面，起到重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教育转型中，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及改革措施的失当，对于新式教育的科类与层次结构、区域分布及教育公平等产生某些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应有全面的认识。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科举制的废除无疑是一条划时代的分界线。近百年来，从办学理念、教育体制，到人才培养模式、课程结构，已发生一系列变革，其间的演化特征及经验教训莫不与科举制的消亡息息相关。从

2、教育的视角考察，科举考试的停废，改变了教育发展的导向，使学校的育人与选才功能得到加强，促进了教育体制、培养目标的转变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更新，由此奠定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在教育转型过程中，由于决策者认识上的偏差及改革措施的失当，未能吸取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对新式教育的科类与层次结构、区域分布与教育公平等产生某些负面影响。全面认识废科举的多重教育效应，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科举制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学校地位上升与考试重心转移　　考试选才与学校育人二者功能虽异但紧密相连，大规模选拔性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对学校地位、教学内容及教育对象均产生重大影响。就清末废科举

3、在教育方面的积极效应而言，首要者就是确立新式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的独立地位，使近代考试的重心从“考官”转向“考学”，推动新学制的推广。废科举后不久，严复曾加以评论：“意欲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1]新式学校地位的上升，从求学者的态度、办学经费的筹措和学校、学生数量的变化上得到明显反映。　　科举时代，传统官学、书院处于附庸地位；即使是洋务派、维新派兴办的新式学堂也受科举考试的潜在制约，不为世人所重。洋务运动30余年间，创建新式教育机构不足30所。学堂生源匮乏，虽提供优厚的入学待遇，读书人仍视

4、之为畏途。维新变法运动及“新政”初期，新式学校数量虽有所增加，新学制也明令实施，但因科举考试尚存，各地官民于兴办学堂多持迟疑观望态度。直至清廷宣布废止科举制，才使新式学校的社会地位出现历史性转折。它直接切断了数以百万计童生举子的仕进之途，士人舍学堂别无肄业之地与进身之阶。士绅们从学堂奖励科名出身制度中看到，新式学校可以作为保存其特权的新出路，因而纷纷改变对待新学的态度，争相送子弟入学，读书人竟趋新学。新式学校独立地位一旦确立，对举国上下兴学经费的筹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它拓宽了教育投资途径，开创民间兴办学堂的新局面。据《政治官报》所载，光绪三十三年九月间，四川、

5、广东、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西省慨捐房地产和银元达千两以上者先后有7人次，其中四千两、一万两以上者各1人。在京师，“学务肇端之始，地方无公款，全恃在京绅士关怀教育，好义急公，或捐巨款以谋公益，或输私财以立学校，学务方有起色。”[2]民间兴学可分五类：一为绅民合办；二为官立绅助；三是家族兴学；四是职商、侨商捐办；五是乡民独办。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反映出民间兴学的广泛性。　　其次，促成从免费教育到收费上学办学机制的转轨。由于新式教育供不应求，为了降低教育成本，官立学堂开始取消官费优待，逐步征收学生的学、膳费。“京师大学堂因经费太黜，照各国学堂例，酌收学费。”[3]1906年1

6、1月10日，学部颁发“通咨京外征收学费章程文”，规定视各地财力、办学现状和学级程度，征收学费。次年3月8日，又奏定《学堂收费章程》，除初等小学堂暂予酌免，师范学堂及半日学堂、艺徒学堂全免外，各级学堂均应缴纳学费。　　第三，使原有的科举经费及相关物质资源转化为新的教育资源。自诏停科举后，原为科举而备的儒田、贤租、宾兴公款及书院、府州县学及科试场所，多被拔充兴办学堂之用。如：南京上下考棚被改作学堂校舍。四川成都府试院改建通省两级师范学堂。1905年，广东省在贡院内开办两广速成师范学堂，办完两届（一年）后，改建为优级师范学堂。1906年，安徽省就安庆府考棚改建为师范学堂。浙江

7、省将贡院改建成两级师范学堂；金华、衢州先后将试院改为师范院堂，并将岁科两试办考经费充为师范学款。　　受废科举之推动，《癸卯学制》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实施，出现创立各级各类学堂的高潮。清政府以培养师范人才为先导，建立中等、高等相衔接的师范教育体系，逐步推行普通教育，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必要基础。各级学堂和学生数量大幅度增长，1905年，全国有各类学堂8277所，学生总数为258873人；1909年，各类学堂增至59117所，学生总数达1639641人。1907年至1909年，全国各类官立高等以上专门学堂分别有79、97、111所。与学堂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