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我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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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我国的实践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在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教育公平问题有过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对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我国的实践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讨论，以求教于各方。　　　　一、关于教育公平的理论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孔子“有教无类

2、”的主张，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认为最早提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　　在语义的层面上，公平（equity,equitable）与公正（justice,just）是近义词。前者与“平等”、“均等”紧密相连，后者更近正义之义。区别公平（equity）与均等(equality)的不同含义是很重要的。“均等”重视数量、程度、品质上的一致，但“均等”的分配并不一定是公平的，例如对大小不同的孩子均分食物；同样，“公平”也不一定是均

3、等的。公平作为一个含有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比平等、均等更抽象，更具道德意味、伦理性和历史性。　　哈佛大学的哲学大师罗尔斯（JohnRa.　　3、在教育发展路径上的冲突　　在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工农大众的教育权利是由政治革命所直接赋予的，并主要运用革命的方式——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当时对普及教育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期望，以为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改变工农教育的面貌。[ix]具体的教育实施，基本是解放区时代形成的非正规的、短期速成的补习性教育。　　这种普及型的教

4、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x]对分数标准的强调，使一些工农子弟学习困难，被拒之校门之外。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它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xi]　　毛泽东成为当时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他在1958年和六十

5、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革命”，体现了与之很不相同的教育理想和教育价值。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其中之一，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强调和坚持。与当时重点发展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他仍然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这一努力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考试制度、分数门槛对工农子弟的束缚。1958年的教育革命，即实行了高考制度改革，放宽了对工农子弟进入大学的限制，开辟了保送入学的途径。[xii]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和缩短

6、学制，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他并且提出在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可以发展民办教育。[xiii]　　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和改革教育的努力，一直延伸到文革时期。文革中种种“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不少早在文革前就开始了。例如，1963年，教育部实行中专招生、分配方法改革，采取公社保送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各地在农、林、医、师等类中专学校进行“社来社去”的试点。1964年，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要求选拔政治思想好，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

7、身体健康，年龄在27岁以下，有3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这几乎是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雏形。　　今天，可以认识的是，尽管毛泽东重视教育公平，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教育权利；但他想要打破和超越“文化资本”的积累，用“革命”的手段使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群体实现翻身式的突变，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他完全否定了相对而言最为公平的统一考试制度，又未能提供更为公平、有效的做法，在文革中取消高考制度之后，免试推荐制度演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使公平

8、竞争荡然无存，从而实际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此外，他对家庭出身、以及产业工人、贫下中农这种社会身份的痴迷，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它同时导致了对非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权利普遍的剥夺，又制造了另一种不公正。这一代价高昂的“实验”，为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至于毛泽东用政治批判、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教育革命”，以冲击制度化的“条条框框”，其破坏和摧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众所周知。　　实际上，利用国家的力量大规模推进教育公平的制度化途径是存在的。基本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立法建立国家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