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孔子及其美学思想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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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对孔子及其美学思想的评说孔子和鲁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他们生活的年代遥遥相距两千四百多年，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着很大差异。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关于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形态，史学界尚无统一的说法，此处只依其一)；鲁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度，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可他们都在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了超绝一时的、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孔子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影响最为深广，他整理故国　　鲁迅是把孔子本人和被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孔子区分开

2、来的，是把孔子学说中的消极东西和积极因素区别对待的。所以他对孔子本人的评价，还是较为心平气和的，而且颇有同情之慨。这在鲁迅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看得极为分明。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但后来，“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孔夫子死了以后，运气也不见好，“种种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

3、高度”，其实“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而每当权势者“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实在可怜得很”。可见，鲁迅认为，孔夫子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处境都是可悲的，值得同情的。　　鲁迅在分析和评价孔子时，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进取”的精神。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

4、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对于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这一段议论，固然含有对孔子“深通事故”的讥讽，但并不是对孔子其人全盘否定，孔子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谈鬼神，是值得称道的，所以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鲁迅这段议论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贬，也有褒。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曾论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说：“圣人为什么

5、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有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孔子欲得的是，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时，便求其次，即急于进取之人，又其次，为洁身自好者。这是非常明显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对积极进取者也不反感。鲁迅还认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尽管孔子改革的方式

6、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对于孔子的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鲁迅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之所以对孔子的本人评价采取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确实存着一定程度上的带有远见智慧，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着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东西，而这些又是孔子一生为之身体力行的。鲁迅做为文化革命的伟人对

7、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和认同，与他对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岂只如此，鲁迅做为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还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以为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之需。　　　　　　二　　孔子不但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　　孔子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把文艺的社会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讲的是

8、“诗教”，把学诗做为一种审美活动。它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包括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感染、娱乐作用；而强调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功利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使文艺为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服务；也包含了文艺作品不仅反映社会生活现象，还应反映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