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 “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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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内容提要】中国的“女国民”观念提出于20世纪初，是在国民概念的基础上“国民之母”的延伸，反映了人们国家意识和人权与女权意识的觉醒。民国成立后，人们的“国民”意识进一步加强。五四时期，全民性的思想启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女子作为“国民”，也是具有个体尊严与独立人格的“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国民与新女性的形象出现了整合趋势，“新女性”成为流行更为广泛的语汇。由于在民族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中华民国始终未能成为民主与法制的现代国家，因此民众的国民意识与国民观念，尤其是女国民观念也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关键词】中国近代；女国民；新女性；观念

2、演变在中国近代史上，显示女性社会身份的语汇很多，例如，贤妻良母、女国民、新妇女、新女性、女同志、女战士等。女性这种多元化身份，反映了不同时期和不同范畴社会对女性角色、地位、身份的认定。贤妻良母、新妇女、新女性基本是社会生活领域对女性的界定，女国民、女同志、女战士则为政治领域使用的语汇和概念。其中“女国民”又是一个法律概念，在这些纷繁的称谓中，最能体现女性与国家的密切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国民”指的是具有某国国籍的人。而一般国家更常用“公民”表示本国人的法律地位，特指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与国民都是有着特定涵义的近代词汇，二者既有区别之处，又有

3、相通之处。但在近代中国二者往往通用，而且“公民”一词用得不多，“国民”一词则运用十分广泛。一、清末民初：“女国民”观念的提出中国古代，只有反映等级社会上下尊卑关系与地位的“臣民”、“子民”、“庶民”、“黎民”等称呼，无所谓“国民”。与国相关的只有“国家”、“国君”的提法。梁启超曾说，“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1](116)康有为是最早使用近代意义上的“国民”一词的人，也曾使用“公民”一词，写有著名的《公民自治篇》，但与近代多数思想家一样，他更多的还是使用“国民”这个字眼。他们开始把“民”看成了对国家有权利、有义务、独

4、立的人。女国民观念的提出在20世纪初，正值清朝末年，是在国民概念的基础上由“国民之母”延伸出来的。它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家意识的觉醒，二是人权与女权意识的觉醒。从戊戌时期开始，一个明确的、不同于古代的近代国家概念已经形成。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在结束专制统治、建立现代国家这点上，还是一致的。当时，各种报刊杂志讨论很踊跃，《国闻报》刊载的《论保国会《》、《书保国会题名记后》等文，明确指出国与君与民的关系，称：“呜呼！苟无民何有国，苟无国何有君，国者君与民之公称，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产也。”[2]表示了国民与国君对于国家是同样不可或缺的要件，以往三而合一

5、的国家、君主与朝廷被区别开来。进入20世纪，随着新知识阶层的出现和西方政治学说的输入与传播，人们的国家意识更加明确和系统，国家至上意识有了进一步传播，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强调：“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要人们理解，个人属于一个更重要的大团体——国家，“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1](218)。与国家意识同时出现的是人们的公民意识，即国民意识。何为国民？当时的研究者各有侧重之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梁启超所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

6、，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116)可以看出，这一提法更加注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清末，“国民”已开始成为先进人士心仪向往的新的社会角色。与此同时，在戊戌妇女解放思潮的启蒙和20世纪初民主思潮的激荡下，一些开明人士(包括先进的女性)，不仅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也强调女子的天赋之权。具有一定义务与权利的“国民之母”与“女国民”继“国民”观念出现后，也在社会的殷切呼唤中先后登场，成了当时最富时代特色的女性社会形象。最早提出“国民之母”称谓的是金天翮，他在1

7、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一书中提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3](4)当时社会影响颇大的《女子世界》亦有文章提出：“国民者，国家之分子，女子者，国民之公母也。”[4]“国民之母”的提出，基于人们对“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5]，欲铸造出新时代国民的强体魄、高素质，必先铸造强体魄、高素质的国民之母，所谓“欲造国，先造家；欲生国民，先生女子”[6]。更有甚者，有人表示“女人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