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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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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的观众:一种批判社会学的实证研关键词:电视历史剧当代中国批判社会学实证研究 (接上) 观众研究与数据分析:类型,知识和品质 研究方法的确定取决于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出来,我的研究问题在于讨论当代中国的电视历史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是开放式的,所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扎根研究”(groundresearch)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的“扎根研究”是由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提出,并在西方的质化研究(qualitativeresearc
2、h)领域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方法。[38]扎根研究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式,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数据中归纳出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说,我所提出的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预先设定的某种特定的理论方向,而是需要通过实地研究去发现和提炼。此外,我在之前已经大致回顾了“观众研究”二十年以来在英国和北欧的发展和转型,即主要是从“文化主义”转向“社会批判主义”。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观众研究”中,研究者非常重视研究
3、对象的性别,阶层和种族这些因素对于他们“文化阐释”的影响。可是对于“批判社会研究”来说,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研究者还需要考虑研究对象的年龄,所处的人生阶段以及社会文化空间等“社会因素”对于他们文化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于是,带有扎根研究色彩的批判社会质化研究就成为了我这项研究中所遵循的研究路径。 质化的观众研究最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三种,焦点小组(FocusGroups),深度访问(Interviews)和扎根式观察(GroundedTheory,或者也称为人种志研究)。[39]这三种研究方法各自都有自己的发
4、展历史和适用情境。十几年以来,所谓的“人种志研究”(ethnography)在媒体和文化研究风行开来。[40]这种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媒体研究的普遍使用一方面是由于“文化研究”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Greetz)提出的所谓的文化阐释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41],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日常生活”(everydaylife)这个概念从1960年以后逐渐成为西方的社会和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人种志研究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长期的观察来分析日常生活中“意义”的建
5、构过程。当然,近年以来,人种志研究方法在媒体研究中的频繁使用也遭到了西方学界内部的不断质疑,认为这种从人类学借来的方法不但没有被准确使用,反而流变成为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而缺乏解释力。[42]我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意义”和“价值”问题,但是我选择用焦点小组和深度访问的方法来开展。同参与式观察不同的是,焦点小组强调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下的思想和话语互动,以便激发出个体之间对于特定议题的争论,分歧或者共识。深度访问则强调访问者与受访对象之间的近距离互动,值得提出来的是,作为观众研究方法的深度访问之“深度”除了体现在
6、受访对象对于议题内容的阐释之“深”外,还表现为受访对象的日常生活与特定议题的关系之紧密和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好的深度访问其实也可以得到关于媒体消费和日常生活关系的信息的。不过,每种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的不科学性和误差,而且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的具体过程的好坏最终决定了研究方法是否可以很好地获得有用的数据。 十多年以来,关于“迷”的研究一直在观众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43]这些研究把“迷”现象看成是一种特别的,仪式化的文化意义建构过程,是一种个体或者群体的文化认同现象。通过迷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文本愉悦,自
7、我认同和文化想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可是,很久以来,那些属于“非迷”(non-fan)或者“反迷”(anti-fan)的观众却并没有被得到太多的关注。不少学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媒体消费者其实并非狂热者,他们仅仅是以“接触”的方式沉浸在错综复杂的文本世界之中。[44]美国学者格雷(JonathanGray)更是把“非迷”和“反迷”们称为相对于“迷”存在的“新观众”。[45]他认为,这些“新观众”以不同的观看实践活动方式存在,跟文本有不同的接近性,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文本特质。我的“电视历史剧”的观众研究也是按照
8、以“非迷”为主体研究对象来选择的。具体说来,我的焦点小组招募的是那些“经常或者偶尔”看历史题材电视剧,但是并非“特别爱好”的电视观众,而对于那些“特别爱好”或者“特别讨厌”的电视观众,我则把他们作为深度访问的对象。此外,根据前面我所提到的“批判社会研究”的考虑,我在选择观众的时候在兼顾性别和阶层的同时,还特别加入了年龄段和地区这两个标准。需要提出来的是,“年龄”以及“人生阶段”是文化消费中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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