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登记中的政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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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中的政府角色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以及现在所谓的信息社会等，其形态可谓多样，其历史可谓漫长，但无一例外，政府始终伴随其中；其作用有大小，其影响有好坏，但没有人能够摆脱，用约瑟夫E施蒂格利兹的话来说，就是“从摇篮到坟墓，我们的生活无不受政府活动的影响。”[1]（P.2）但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政府，这是自从有国家或政府以来，就被学者们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事情。“尽管每个人可能都希望政府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但在政府应该干些什么的问题上，几乎是有多少不同的人

2、，就有多少种看法。”[2]（P63）“好政府”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确实有成绩显著的政府，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成绩显著。在体现政府权力运用的公司登记领域，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换句话说，对于彰显公司登记价值的公司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政府应当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好政府”哲学理论溯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政府的“好”与“坏”大多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谈论和评价，政府的经济职能超越了其政治职能而被给予了

3、更多的关注，政府经济职能成为了西方政府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谈论政府的好与坏大都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角度来进行。　（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管得少的政府”也被称为“消极意义上的政府”、“守夜人”、“放任政府”、“最低限度国家”，主张除了承担保护性职能外，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不干预市场，任由经济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和自我调节。这种观点，经典代表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亚当·斯密的思想被以后的很多经济学家所继承并发扬，如法

4、国经济学家萨伊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忠实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传统，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干预弊害无穷，而让经济行为主体循着自己的意愿尽其所能，任其所为，个人和国家都会得利。他得出的结论是：“干涉本身就是坏事。”[3]（P.156、199）另一位古典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也持同样观点：“尽管政府消息灵通，资金雄厚，能在市场上雇用到最有才干的人，但所有这些却不足以抵销它的一个巨大弱点，即它不那么关心经营的结果。”[4]（P.536）　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一脉相承的是政治哲

5、学领域的古典自由主义，近代的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在对政府的起源和架构进行探究时，得出的结论是：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同时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是正当的。早在300多年前，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就提出，政府的任务主要是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除此之外，它可以“大撒把”，什么都不要管。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眼中，政府的存在既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是一种“必需的恶”。英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布斯用“利维坦”来比喻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因为基于人趋利避害本性，政府可能“异化”成为对个人自由

6、最大的潜在威胁，成为凯觎个人自由的“利维坦”，所以霍布斯提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也提出：“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必要的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完全不可忍受。”[5]　经济领域中的古典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目的在于保障经济自由发展，理论根基在于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具有独立的理性和自我判断能力，能够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政治哲学领域的古典自由主义重点在于限制政府权力，目的在于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以损害个人自由，其哲学基础仍然是

7、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所决定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的判断。所以，“管得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共同的追求，即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管得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主张也仍然不绝于耳。　（二）全面干预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全面干预的政府”也称为“无限政府”、“全能政府”，就是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可以不受限制地渗入并控制社会的全部领域和各个层面，以政府的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　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使自由经济体制暴露出致命的缺陷，政府全面

8、干预经济的理论应运而生，政府的理念也由“管得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转向“全面干预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凯恩斯学说。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指出“市场失灵”的必然性以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在经济学说史上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提出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来加以弥补市场不足，希望以“看得见的手”弥补“看不见的手”的不足。凯恩斯的思想至少在20世纪30、40年代之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主宰了西方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