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前教育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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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学前教育的问题及对策北京学前教育的问题及对策——来自北京教科院的报道北京市现有0~6岁的学前儿童41.8万，人托儿童21.4万，人托率为51.3％。其中3岁以上儿童23.17万，已人托19.07万，人托率为82.3%。城镇地区3岁以上儿童入托率为90%，3岁以下儿童人托率为21.4%；农村地区3岁以上儿童入托率为73.4%，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为3.4%，其中，学前一年受教育率为95%，另外在300多万流动人口中也存在大量学前适龄儿童。通过实施良好的早期教育焕发这些儿童巨大的学习潜能，将极大地提高我市教育水平和人口整体素质，

2、对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实现首都学前教育2008年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的目标，我们对北京市学前教育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问题之一，社区儿童早期教育发展滞后，儿童及家庭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当前学前教育机构与社区的沟通和结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重视，许多国家与地区都制定了以社区为依托的学前教育方案。德国政府对0~3岁儿童采取以家庭教育为主的政策，在社区成立了许多“儿童之屋”(Kinderhouse)，面向1~12岁的儿童．肩负托儿

3、、幼教等任务。同时，为了实现早期社区教育计划与方案，政府规定，0~3岁幼儿的父亲或母亲可以向所属工作单位申请长达3年的教育假，留职停薪，由政府按月发给教育津贴。美国则推行以家庭为基础的父母教育计划，即HAPPY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指导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比如直接通过社区把培训带入家庭，母亲们每周接受一次入户指导，每隔一周参加一次与其他父母们的集会。法国把满足儿童受教育的需要放在首位，非常重视全社会的幼儿受教育率，在高山、偏远地区，实行送教上门。我国青岛发展社区学前教育的策略更为具体：制定家庭和社区指导计划，在主要社区建立“家庭

4、学前教育服务中心”，由办事处设教育助理负责管理社区的教育、宣传工作，协助社区开展各种教育活动；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灵活多样的非正规学前教育机构，加强对散居儿童的管理与教育，将本社区幼儿纳入社区教育指导对象；制定《幼儿园、家庭与社区教育指导纲要》，建立完善幼儿园“家庭与社区教育”评价体系，加强幼儿园“家庭与社区教育”的视导、评估工作。而我国上海，早在1999年就初步形成了社区、机构与家庭三位一体的多方位和多形式的社区学前教育模式，满足了学前儿童受教育的需求。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北京社区学前教育发展刚刚起步。2002年北京市政

5、府实现了“建立20个社区早期教育示范基地”的承诺，得到广大群众的赞许。但由于社区早期教育体系没有建立，社区学前教育专业化指导与师资配套还是一片空白——这与目前北京不少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没有足够的托幼机构可选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社区开展0~3岁学前儿童教育指导还不具备基本条件，目前社区早期教育指导的任务仍然是由托幼机构承担，与幼儿园自身繁重的教育工作存在着矛盾。问题之二，托幼机构教育质量发展不均衡，幼儿“入好园难”。北京市托幼机构在办园条件和办园质量方面长期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政府办园比例偏低，高质量的幼儿园数量少，远远不能

6、满足家长需求；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办园积极性不高，结果，“入好园难”的问题十分突出。1、政府对于企事业单位及部门办园缺少政策扶持北京市学前教育从解放初期起始终坚持公办与民办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针，使得政府办园比例偏低〔目前不足10%，而上海近58%〕，相当一批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对学前教育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些政策已不能适应新形式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近几年，由于缺乏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的协调机制，一些企事业单位纷纷削减或停拨办园经费，裁减保教职工．甚至撤销自办园所，致使一

7、些办园质量和效益较好的园所被迫关闭。这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流失，而且也加大了其它幼儿园（尤其是市立园）儿童入园的压力．造成了优质园所班让居高不下的局面。北京于2001年出台了一项学前教育法规，不但在时间和数量上远远落后于许多西方国家，而且提出的“以社会力量办园为主体”缺乏具体有效的政策支持。这与不少国家把早期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于1965年制定了早期教育的《开端计划》，以后又不断出台新政策以确保所有儿童都能享受到良好的开端教育；另有不少国家把所有托幼机构都纳入政府支持的范围，并从制度和措施两方面努力使

8、儿童受教育年限下延，以确保儿童享受均等的优质教育机会。与上海相比，同样是在政策上对政府办园给予支持。并允许社会力量办园，但由于其政府办园数量占托幼机构的比例是北京的6倍之多，因此，上海市政府对托幼机构在政策上的实际支持是远超北京的。政府办园数量偏低，部门办园比例过大．优质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