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性质之界定分析

《环境税性质之界定分析》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环境税性质之界定分析【摘要】征收环境税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期间开征环境税势在必行。本文试从课税对象、税负转嫁、计征标准等方面对环境税的性质进行界定，以期对中国环境税的开征问题能有所帮助。【关键词】能源环境税行为税从价税特定目的税地方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也快速增长，导致我国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而以悬浮微粒排名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座城市里我国有13座。能源资源耗竭与生态环境污染逐渐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

2、颈，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如何协调成为我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开始了环境税征收实践，并且取得了治理环境的效果，我国政府也已经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开征环境税。但是在开征环境税前应该对环境税的性质进行界定，只有把环境税的性质界定清楚，才能在开征环境税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制定环境税要素内容时才能具有针对性，而现有文献在谈到环境税性质时大都是零散的、一带而过，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本文在现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尝试从课税对象、税负转嫁、计征标准、价税关系、使用方向以及收

3、入归属等方面对环境税的性质进行界定。一、环境税应该属于行为税OECD将环境税定义为政府征收的具有强制性、无偿性，针对特别的与环境相关税基的任何税收。而一般对环境税的定义都会认为环境税是对企业等污染行为或者污染物征收的税。从各国实践来看，环境税的开征也主要是针对污染排放行为与造成污染的产品征税，所以按照课税对象来划分，环境税应该属于产品税或者是行为税。至于资源税与环境税的交叉重叠，现有观点认为，从广义环境税的范围看，资源税是应该从属于环境税的。从本质上讲，环境税的开征本意就是为了通过征税来改变纳税人的行为选择，通过增加纳税人的生产成本，将污染行为造成的外部

4、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进而调节纳税人的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看，环境税本身应该属于行为税。但是，由于污染行为导致的污染物成本核定比较困难，对征管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很多国家在征收环境税时都选择了会产生污染物的中间投入品，比如对汽油征税而不是对汽油消费过程中的污染物征税，所以将其归入到商品税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即使是对造成污染的相关产品征税，也是由于在开采或消费这些物品时会产生环境污染的行为，从本质上讲，也是对污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所以将环境税界定为行为税应该更可取。二、环境税应该属于从价税环境税具有十分广泛的征税范围，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对污染物和污染产

5、品的征收，对生产消费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征收需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从量计征，而对会造成污染的中间产品征收则按产品价值实行从价计征。从广义的环境税定义看，现行的资源税和消费税中的相关税目都应该包含其中，而资源税与消费税中的汽油、柴油都实行了从量计征，尽管2011年11月1日对原油和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了从价计征，但占中国能源消费结构70%的煤炭仍然从量计征。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由于环境税征收范围非常广泛，从量计征与从价计征都是可行的计税方式。不过，虽然在比较静态分析中，从量税与从价税会产生相同的税收水平，但是在动态的霍特林均衡模型下，在一个相同的均衡路径中，稳定

6、的从价税比从量税会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所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环境税从价计征仍然是比较可行的选择。开征环境税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主要是因为核定污染物的数量比较困难，核定各种污染物排放的数量不像能源资源销售数量那么容易，如果能按照能源中间产品消耗中产生的污染数量进行换算，那么对能源资源按其价值从价计征也许就是征收成本最低的可选方案。所以，环境税应该定位于从价税而不是从量税。三、环境税应该属于特定用途税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谈到环境税时大部分都认为应该专款专用，将环境税收入用于环境污染治理方面，而这也是环境税开征的初衷。由于环境税的征收会加重企业生产成本，尤其是

7、一些能源矿产企业，而能源矿产资源属于中间投入产品，生产成本的增加会导致这些企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下游环节，直到最终消费环节。基于此，环境税在很多国家开征时都遇到了不少政治阻力，直到今天，诸如绿色税收改革比较成熟的丹麦等国，仍然有很多民众对政府开征环境税抱有怀疑的态度，而民众怀疑的恰恰是环境税收入的使用方向，因为民众不相信政府会真正地把环境税用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从这个方面讲，政府应该公开预算制度，让民众知晓环境税收入的使用方向，真正做到专款专用，所以环境税应该属于特定用途税。但是，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认为，开征环境税在控制污染、改善环境、

8、取得“绿色红利”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其收入降低现行税收制度对资本和劳动产生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