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城市流动人口离城意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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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城市流动人口离城意愿分析　　一、研究背景　　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45亿，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已经成为我国显著的社会、经济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迁移会呈现出更科学、更经济的发展模式。有研究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的聚集趋势多为向大城市集中，而且多是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大的城市群、城市带在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初具规模。伴随这一进程的，是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空气污染、生活压力加大等城市病的出现。　　面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

2、问题，学者们提出了控制城市规模的种种调控建议。黄润龙认为，应标本兼治控制人口规模，短期内采用严厉措施控制人口，但长期来看，还应从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上着手。丁金宏则认为应从建设人口间接调控机制出发，控制城市规模。　　段成荣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强调了控制人口规模应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积极建立人口动态平衡机制。还有学者认为，未来我国应积极通过制度改革为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提供条件，为流动人口返乡提供服务。　　2010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通知中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有利于引导人口

3、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政府部门的引导无疑会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离城意愿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之间的离城意愿是否存在差异？城市内部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是否存在着引导作用？此外，本文还试图对影响流动人口离城意愿的其他因素进行研究。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012年5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组织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

4、查在全国32个省级单位进行，共调查流动人口15.9万人。其中，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作为试点，进行了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工作。本文主要使用北京、上海、广州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PPS抽样方法，北京市抽样将全市划分为5层，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大兴区和其他区县；上海市抽样将所辖的17个区县各视为一层，共分为17个层；广州市抽样全市视为一层。第一阶段抽样在每个层内部以流动人口规模为抽样标识选取乡镇街道，第二阶段在每个抽中的乡镇街道内选取2个行政村居委会。三个城市最终共调查249

5、83人，其中，北京5994人，上海14993人，广州3996人。　　本文选择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作为因变量。就流动人口而言，影响其居留意愿的因素很多，居住情况日益成为影响其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许多专家针对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或条件开展了相关研究，他们认为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是使其融入流入城市的重要保障，反映居住情况的变量大致有几类，如是否租住、房租高低、与谁同住以及与工作场所间距离等。本文选择认为居住条件差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烦恼作为反映居住条件的变量。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流入时

6、间均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影响。　　已婚者与未婚者相比，通常会考虑到家庭未来的发展，在居留问题上采取不同的策略。户口、流入地的城乡属性等也会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主观感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流动人口未来的居留选择，与家乡相比，当前的幸福感越高，未来留在流入地城市的可能也会越大。　　不同城市的人受当地经济、社会和传统的影响，个人的居留选择很可能存在不同的模式，此外，政府部门在不同主体功能区推行或引导的政策，也会对人群的居留选择产生差异化的影响。考虑到上述原因，本文拟采用多水平分析方法，将城市以及城

7、市内部各主体功能区的影响进行细致的探索。以下为本文所采用的模型：　　　其中，β0为常系数，Xijk为解释变量，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户口、受教育程度等）、流入时间、收入、与家乡相比是否感觉幸福、是否把居住条件差视为日常生活的烦恼以及流入地城乡属性等因素，β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cjk为反映主体功能区的哑变量，u0jk、v0k分别为区县级和市级的变截距项或变斜率项的常数项，e0ijk为模型的残差项。i代表个人水平，j代表区县级水平，k代表城市级水平。　　三、数据分析　　1.单

8、因素分析　　北京、上海、广州的流动人口未来5年内打算离开的情况存在着差异，广州市流动人口离开的意愿高于其他两个城市（见表1）。三个城市里打算离开的流动人口性别差异不明显。三城市中，30~39岁年龄组的流动人口未来5年内打算离开的比例均最低。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打算离开目前所在的城市。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打算离开目前所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