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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伽达默尔转向实践哲学,哲学论文第一章西方哲学的理论来源纵观伽达默尔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发展始终内含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深深扎根于传统的沃土之中，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理念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事实解释学”思想。第一个方面对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影响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大体规定了伽达默尔晚期致思的基本方向。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伦理学由于他的理解本体论的渗透而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意义。社会、政治、文化和人生是西方哲学讨论的永恒的主题。受社会政治变革的影响，西方哲学家始终把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融进自己的体系,引导人们积极
2、投身现实的社会政治,"对人和社会的观察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起就已开始。把伦理道德、社会政治与本体论结合在一起并形成系统理论的当推柏拉图,他的正义论是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理念论的重要资源,最高的理念善是本体论的终极存在和最高的范畴，也是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最终目标。我们知道，柏拉图把“善”理解为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目标，也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对象。善的知识是通过对话达到的。另外，柏拉图关于理念等级的划分也很有意思：代表科学的数理理念处在第三级，其后还有比它更高级的伦理和审美理念，最高级的则是善的理念，这种排列顺序隐含有我们今天所说的价值理性高于科学理性的思想萌芽。柏拉图的思想为
3、伽达默尔和盘继承，并推动着他从对理解本身的探讨转向对理解的最高目标——善的探讨。不过，相比较而言，被伽达默尔视为西方伦理学的真正创始者的亚里士多德的下述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大、更具体。"亚里士多德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归之于理论的知识,将伦理学和政治学归之于实践的知识,这是从分类的角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类的知识,而不是割断它们之间的关联,因为第一哲学和伦理学。“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前者是最高的知识和学问,后者则是体现第一哲学原理的实践哲学"。亚氏关于理论(思辨)与实践所作出的区分至今仍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哲学家们不仅是社会的精神领袖、导师,
4、而且也是社会政治活动家,位居社会政治舞台的中心,许多哲学家卷入社会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为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著书立说,提供思想武器。“他们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与他们的本体论知识论是相互渗透融会一起的"。从伽达默尔后期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核心就是伦理学，其基础为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它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生活中的“善”这个包罗万象的根本问题。伽达默尔后期愈来愈将团结、一致看成是社会理性的主要内容，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应用和发挥，进而使哲学解释学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升华。它隐含有当今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文化与
5、文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尊重”，这是一个在今天应引起高度重视的基本的伦理范畴。胡塞尔曾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谈到“欧洲科学危机”。这里的科学既指古希腊意义上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也指现代的实证科学和精神科学的总和。因此，胡塞尔谈的是“普遍的科学危机”，是“包括纯数学和精确的自然科学在内的实证科学的危机”。胡塞尔认为，科学危机的表现就是科学已经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实证科学排斥追问人生得意义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精神科学研
6、究则运用数学—自然科学的方式寻找客观的、可确证的“真理”。但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把追求关于一切存有者的普遍知识当作自己的任务，古希腊罗马人的人生存在方式是“哲学的”人生存在形式，即“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法律”。文艺复兴时期的主导思想仍然是人应从自由的理性出发，从一种普遍的哲学观点出发，在人的伦理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重新塑造自己。可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又为欧洲人性的危机埋下祸根。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及其变种如实证主义、二元论、怀疑论，对欧洲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追求理性的、普遍的
7、哲学的理念则日益暗淡下去”。在胡塞尔看来，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只研究客观事实，大大限制了哲学的任务，是“残缺不全的理性”，非理性主义是一种“懒惰的理性”的理性，它们都不能引导人过上正确的生活。真正的人性是在追求一个普遍的科学的观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对古希腊传统理性信仰的崩溃，必然会导致人性危机以及其他各种危机，“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一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