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日本看中国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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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鉴日本看中国人口红利2010年后中国的抚养率指标步入长期上升周期，在抚养率攀升期，通胀和经济增长都比较低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明显的“东亚特征”，在外向型经济和人口红利要素方面与东亚经济的先行者――日本――有一些相似之处。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的机遇与挑战，而包括人口红利在内的诸多内外因素的转变，既是原有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原因，也是判断未来经济走向的关键之处。本文说明了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拐点的不同，以及人口红利拐点与人口红利消失并非一回事，并利用日本经验对中国的上述周期做出预判，也分析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通胀所受

2、到的影响。――编者从人口年龄金字塔来看，由于三次婴儿潮，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锯齿形。中国属于慢增长型人口结构，塔基向上逐渐变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增长。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日本则为负增长型人口，塔基很窄而塔顶较宽略呈纺锤状，表明人口增长动力不足。德国和匈牙利等国家人口也类似于日本的年龄结构。18在经历了1977年－1986年的人口骤降，1987年－1991年出生人口猛增，之后再次骤降。逐年滚动形成一波波婴儿潮，需要几代人才能最终衰减成较平滑的结构。中国198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大约12‰多一点，死亡率7‰左右，自然人口增长率5‰稍多。在这样的“

3、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下，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放缓。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很快从过去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过渡到目前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的模式。这与许多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大多数发达国家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它们的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左右出现，此时人口红利最为丰厚，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颇为可观，并没有进入人口负债（总抚养比50）”几类。中国的全球平均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为32％。具体而言，

4、约三分之二的省市属于“中上”类，如浙江37.87％、广东38.65％；约四分之一的省市属于“中”类或“低”类，如北京21.19％、上海21.70％；仅有两个省市属于“高”类。二、低端服务业价格指数涨幅低于CPI涨幅18低端服务业的价格指数并没有持续地超出CPI涨幅。CPI里的家庭设备用品及加工维修服务费主要包括：家政保姆、蓝领维修工人等低端劳动力服务。以它的走势代表低端劳动力的价格方向，除2009年略微超过CPI之外，其余各年度均未超过CPI，其走势表明低端劳动力总体供需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并未出现劳动力成本的全面上升，并且最低工资上调并非推动当前通货

5、膨胀的原因，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也并非通胀的原因。就供求关系而言，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表明，“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约2500万人。其中，青年学生约有1400万，包括700万人的高校毕业生，700万人的中专、技校、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其余的1000多万人，包括军队转业人员、下岗失业再就业人员和登记失业人员。但城镇每年实际新增就业岗位只有1200万左右。三、低端服务业和制造业工资的明显上涨源于供给紧张18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在2005年间开始终结。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如春节前后），尤其是在沿海，已经成了常态而非特例。这

6、一现象表明在中国人口结构中，易于流动并更适于迁移需要（15岁－39岁人群）的年轻劳动力短缺情形开始突出，这部分人群也是提供低端劳动力的主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改革1998－2002年2000多万转向第三产业的下岗职工（1998年处于40岁－50岁）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未来低端劳动力的供给紧张程度可能加剧，工资上涨速度将快于相对中高端的劳动者，而对于中高端劳动者，其实际工资增长则仅略高于实际GDP增速。中日比较看刘易斯拐点有观点认为各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民工荒以及工资上涨等事件表明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已成为趋势，2007年甚至更早时，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

7、，因此要重新定义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并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和消费潜力。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观点（表2）。一、区分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首先要区分“人口红利消失”和越过“刘易斯拐点”这两个不同概念。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18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人口红利消失”指的是在人口

8、周期中总扶养比触底后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