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戏剧悲剧意识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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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曹禺戏剧悲剧意识的建构人文与社会学院00中文本1林孜4号指导老师：陈灵强[摘要]：曹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与他善于吸收中西方的思想和中外文学的艺术精华是不可分割的。本文通过对曹禺前期戏剧的文本分析来考察曹禺戏剧的艺术建构：即基督教思想、原始崇拜情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因此，曹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由幼稚走向成熟的伟大历史转折。[关键词]：曹禺前期戏剧基督教文化原始崇拜情结中国传统文化曹禺是公认的20世纪文学大师，以其经典的戏剧艺术创作著称于世，尤其是他前期创作的《雷雨

2、》、《日出》、《原野》、《北京人》这四部戏，每一部都攀上了一座高峰，显示了他高超的戏剧创作艺术。而这四部悲剧作品，既是一个独特完整的世界，又是一个发展变化的世界，它所蕴涵的美学意境是丰富多彩的。本文试图对这四部作品中所反映的共性及个性的东西作一番阐释，以期达到更好地理解曹禺及其戏剧悲剧意识的建构。一、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世界上杰出的戏剧家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世界、宇宙怀有终极追问意识（追问终极性的理想存在是什么和如何是，包括社会的终极形态和人生的终极意义）。我们在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奥尼尔等伟大戏剧

3、家的作品中都可以领略到这一点。终极追问之意识之有无决定着戏剧家灵魂的深度和高度：只有那些具有终极追问意识的戏剧家才能将自己的处境与宇宙的整体存在联系起来，使自己戏剧的意义空间获得最大限度的伸展，创造出超越性的戏剧文本。曹禺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之一，具有追思不可理解之物的强烈爱好和探索天地之迷的执着精神,如他在《雷雨·序》中所说的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在其作品中也表现了较强的终极追问意识：《雷雨》以天地间的“残忍”为语境对人类命运的呈现和思考，《日出》在天道——人道的

4、对照中对“人道”的批判，《原野》在对感性生命的旷野和内在无意识结构的展示中关注“野人”的命运，《北京人》作为曹禺前期的“关门戏”则在昨日北京人——今日北京人——明日北京人的历史维度中守望人类的未来。曹禺的终极追问意识具有多方面的精神资源，其中基督教的影响最为直接和巨大。据曹禺本人回忆，他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思考人生的真谛：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1]到了青年时代，《圣经》等宗教经典是他的主要读物之一。基督教的影响在他前期的戏剧作品

5、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雷雨》的序幕和尾声都充满了浓郁的基督教氛围——已经改成教堂医院的周公馆、走来走去的修11女、皈依了基督教并将在忏悔和赎罪中度过余生的周朴园；《日出》更是引用了诸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将不必在黑暗里走”等七段《圣经》中的话语来表达戏剧的主题；《原野》和《北京人》则部分地体现了基督教的原罪--审判--惩罚和救赎的逻辑。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宇宙图式，认为在尘世之城之外还存在上帝之城（天堂），将人内在的精神之眼从当下之境中移开，投向理想的彼岸世界。由于彼岸世界特有的乌托邦品格，对

6、彼岸世界具体形态的追问便造就出不同的理想国。显然，这种宇宙图式既可以满足青年曹禺批判当时社会的愿望，又能为渴望“天边外”生活的他提供一个诗意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发现，在曹禺最著名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剧中人所处的现实世界几乎毫无例外的是诅咒的对象，而不同样式的理想国则在“天边外”昭示着希望。这与基督教中的地狱--天堂二元对立结构是同构的。由此可以初步断定：基督教的二元对立宇宙图式对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基督教的天堂--地狱二分法设定了一个彻底超越的世界，

7、然后依据此理想世界来否定人当下的生存状况，号召人们完成由现实世界进入理想世界的飞跃。曹禺戏剧具有相似的结构和逻辑：在《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剧中人所处的世界都是闭锁的，是监牢、棺材、地狱，而在这闭锁的世界边缘则存在着光明的“天边外”，即昭示希望的理想国，剧中人要想获救，就必须走向理想国。所以，曹禺的前期戏剧就具有了共同的结构--闭锁的世界（地狱）与理想国（天堂）的对照与对立。在《雷雨》中，周公馆是一个人间地狱，有如“残酷的井”[2]，“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3

8、]。与此地狱般的世界相对照，周冲则这样憧憬：“有时我就忘了现在，（梦幻地）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亲，并且忘了我自己。我想，我像是一个在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船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4]其实他构想出的是一个“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