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传史诗的误读――朝戈金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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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传史诗的误读――朝戈金访谈录·廖明君朝戈金，蒙古族，1958年生于呼和浩特。1986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近年来尤为关注史诗理论研究，曾在新疆乌苏县、阿图什、内蒙古科尔沁等地进行史诗专题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到多种传承语境下的歌手演唱活动。出版有《蒙古英雄史诗中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质》、《蒙古史诗与草原文化》、《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南斯拉夫和突厥英雄史诗中的平行式：程式化句法的诗学探索》、《国外史诗理论》、《口头程式理论：口头传统研究概述》、《口传史诗

2、的“创编”问题》、《口传史诗创作论的历史与方法论──帕里-洛德学说》（即出）等论文和译作。廖明君（以下简称廖）：中国的口传史诗蕴藏丰富，研究史诗的学者也不算少。眼下您正致力于向国内介绍西方的史诗理论，也在研究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学术思考。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史诗研究中都有些什么问题？朝戈金（以下简称朝）：国内的史诗研究，从初创到发展，与其他某些学科在这个问题上有共通点，就是理论思考相对比较薄弱，而在具体的材料工作上有我们的优势。但是，您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所谓的优势，实际上正是我们的不足。就史诗研究而言，我们做了很多描述性的工作，但我们在学术意识上相当缺乏理论层次上的抽绎和

3、方法论上的深拓。廖：那您认为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哪些理论问题？朝：当然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口传史诗的基本特性问题。我们多年以来，大体上是用研究书面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口传史诗的。这也能有所建树，但是离全面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还有相当的距离。而脱离口头传统去解读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入一种学术阐释的“误区”。然而，长期以来，这样的“误读”已经成了一种惯势，不光是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和其他史诗的研究多是沿着这样的路子在走，而且在外国文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中，也同样没有说清楚这个基本问题。比如，仅仅面对一个记录下来的文本时，人们往往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民间口传史诗和文人的书面史诗之间有

4、多么大的差别，也就难以从相关的语境中去把握文本背后的深层涵义。廖：按我的理解，这种差别会体现在诸多方面。以研究文人书面文学的方法去解读和剖析民间口头文学，难免隔靴搔痒，这个道理是容易接受的。而你这里谈到的“误读”，我想，在某种意义上也对我国史诗研究提出了一种严肃的学术质疑，引人深思。可关键是怎样去精细地做这种分别彰明的工作。朝：这正是要害所在。以文本来说，书面文学研究的基础，往往是一个“权威的精校本”。文人作品一经文字出版，进入流通，就可以说是大体固定下来了。而口传文学不同，特别是大型叙事文学样式，如史诗，就更不是这样。活形态的口头文学传统，是随时处于变动之中的。所以

5、它就没有一个所谓“权威的”版本。国外的田野调查，特别是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在三十年代及其后在南斯拉夫所做的史诗田野工作，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手段，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当地穆斯林的史诗演唱传统中，他们没有发现两次相同的表演。即使是同一位歌手的同一曲目的两次演唱，彼此间也有差别。每次演唱的，都是asong，而又是thesong，即是某一首歌的一次演唱，同时又是“这”一首歌。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学者认为，我们现在见到的荷马史诗，不过是整个希腊史诗演唱传统中得以流传下来的比较晚近的和比较完善的一个版本而已。廖：其实西方的荷马史诗研究，也只能以这个文本为基

6、础。那么西方的学者是怎样从文本背后，追根溯源地寻找其口头来源的呢？朝：这是个好问题。对于许多已经湮灭了的史诗传统而言，研究者的工作也只能面对留存下来的文字记录本而展开。荷马史诗和中世纪欧洲英雄史诗的研究，都只能这样进行。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西方史诗的研究就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历史缘由。不过西方学者大多治学精细严谨，他们从荷马史诗中发现了一些与同时代的文人创作很不同的特征，比如荷马中大量使用重复的片语――“飞毛腿阿卡琉斯”、“灰眼睛的雅典娜女神”等；同时还发现荷马史诗的句式是高度简约的；少数句式的不同组合，就可以变幻出数百种不同的变体。当然整个工作远不是这么简单，不过是沿

7、着这个方向深入的。最后，他们的学术推断是：荷马史诗是古希腊口头史诗演唱传统的产物，它是由许多代“荷马”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廖：众所周知，我国的若干少数民族中，都一直保持着活形态的口传史诗传统。对我们而言，去确证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其意义何在呢？还有，我们在进行文本研究的时候，需要从国外的同行那里借鉴哪些有益的经验呢？朝：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确实不需要去确证我们的史诗传统是否具有口头的属性，因为那是明摆着的，用不着去费劲。对我们而言，去深入地分析文本及周围的语境，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知道，是演唱文本和语境共同创造了意义。以往我们的研究，过于侧重在文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