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龙-“天人合一”哲学思维的现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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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一辑，中国叶圣陶已研究会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版，P232——243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维的现代解释——兼论抽象“本体论”哲学模式的转换谢龙（北京大学）源自周易、孔孟、老庄的中国传统“合和”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引领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走向的新哲学创建中如何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使之与现代世界哲学接轨，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给予正确的现代解释，用于现代世界新哲学的创建。为此，必须摆脱囿于抽象理性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哲学模式的束缚。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创建作为世界现代文化发展之思想先导的新哲学，着力于传统抽

2、象“本体论”哲学模式的转换，至今突破旧模式所呈现的哲学多元化趋向，它们的诸多争议都蕴涵着对其传统的抽象“本体论”或予拒斥和质疑，或予坚持和重建的分歧，这显示了当今多元哲学从各自独特的视角超越了传统“抽象理性”层面的“本体论”模式，而把哲学推向具体理性或实践理性。正是由于具体理性、实践理性层面的哲学凸显了人或现实的人，而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所蕴涵的宽广而深邃的人文观念、人文精神颇为瞩目。因此，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维给予现代解释，发挥其人文优势，用以创建超越抽象理性的多元融通的现代“新型哲学”、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现代“环境伦理”以及“人格”为本和群己并重的现代“普世道德”等等

3、，这是转换哲学模式、创建世界新哲学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世界哲学接轨、重建中国哲学的良机。一、“天人合一”与超越抽象理性、多元融通的现代“新型哲学”“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是各有特色的中西传统哲学思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是重在“合和”的哲学思维，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是重在“二分”的哲学思维，两者均源远流长，并在现代世界哲学的错综复杂的发展、演进中显露各自的长短、优缺。毋庸讳言，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哲学在世界哲学发展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那种蕴涵着“主客二分”、“非此即彼”逻辑理路的把13哲学等同于抽象“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模式，确立于它的源头。回顾西方源自以柏

4、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的抽象“本体论”，截至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似长盛不衰。然而，当今世界哲学业已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哲学模式转换，随着现代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哲学研究的一元挺立格局为多元融通格局所取代，日益凸显着囿于抽象理性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旧模式向具体理性或实践理性层面的超越“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多元“合和”的新模式转换。但是，至今仍恪守这种对“哲学”的偏狭理解、一再引证黑格尔所说中国传统无“真正的哲学”的，不仅有西方研究者，包括“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如[法]德里达等，而且有不少中国研究者也以同样的理路探究中国哲学重建，讨论“

5、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问题，强调“自己讲”、“讲自己”、“范式”转换在于“超越中西比较”等等参见陈明、周瑾《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文化中国》第49期（2006年第2期），第15-27页。。这种与“合和”相悖的“二分”理路，是当今西方哲学陷于两难困境，也是阻碍中国哲学与现代世界哲学接轨的症结所在。显然，面对当今哲学模式转换，如仍恪守“二分”理路，把抽象“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作为唯一或最高的哲学主题，会陷于高低错位和本末倒置的误区。那么，之所以难以摆脱抽象“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束缚，因其曾作为古典逻辑学和诸多古典科学理论的“哲学根基”，但是随着

6、逻辑学和科学理论从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并与之分道扬镳，现代逻辑学和现代科学早已独自承担了对“现实”的“描述”功能。如[法]保罗·利科于二十年前阐述“哲学主要趋向”，曾提出：“建立对现实的系统描述”的“世界观”哲学或“辩证实在论”是“虚妄”的，因其无视“现实的图象”，“单仅科学本身就能提供”，反而“自认为比科学本身认识得更多更好”。而与之截然不同的“倾向”是“分析哲学”和以“主观世界”为主题的哲学，前者放弃哲学对“现实”系统描述的“功能”，承担“哲学治疗功能”，即“不是要扩大事实的领域，而是要增加我们对事实的理解”；后者否弃了“把科学纳入一种无所不包的现实观（或实在观）”

7、，认定哲学的“责任在于保存、阐明和协调其它非客观知识类型的经验”。进而，保罗·利科指出：经过“对哲学解体以及形而上学终结的思考”而出现的“后哲学”或“元哲学”，因其“13认为哲学既不能把科学全体纳入一种更基本的和更能包罗万象的现实概念之中，也不能仅限于批判地检讨语言”，同时也“不应把自己关闭在人的主观世界的界限之内”，还应探索“其它可能性的任务”。据此，认定这种哲学与“人本主义和主观主义截然相反”，因为“按照它的观点，主观性似乎既体现了形而上学的最后成功，又体现了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