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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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鸿章：时势所造之英雄——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本书作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晚清戊戌维新的重要人物，是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大师级的学者。本书完成于1901年11月，即李鸿章去世不久。本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尽管李鸿章是梁启超的政敌，尽管康梁“公车上书”才六年，但是梁启超对李鸿章仍然持论公正，作出许多正确、深刻独到的评价。“书中对李氏的批评，尚称公允，所记其时代的事迹，也很详尽，所以出版后，颇风行一时”（注1）。本书《序例》共有六小段。说明写作的目的，“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介绍所用的文体，“全仿西人传记

2、文体”，“夹叙夹论”；表明取材的原由；强调公正评价的意愿。《序例》虽然篇幅很短，但寓意很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史学文章，提供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和反复研读。作者在书中扼要叙述了李鸿章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所作所为，突出他对晚清四十年的重大影响，让读者对他的一生及中国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产生清晰的认识。作者虽然不认同李鸿章为中国第一人的看法，但是他肯定地说，当时的统治阶级中无一人超过李鸿章。“作史，对于伟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当时此地的环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轻”（注2），所以在第一章《绪论》中，作者反复强调评价李鸿章应有的史学态度。在当时西方人看来，李鸿章是晚清王朝无可替代的代表

3、人，但作者评价李鸿章只是寻常的英雄。作者“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他发现同治光绪时期的重大事件多与李鸿章有关联，作者评价李鸿章时，没有脱离他所置身的复杂环境和动荡时代。本书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中，作者依据他对中国历史和当时国情之认识，断言李鸿章是纯臣，是庸臣，而非权臣。他认为中国当时近四十年政治上的失败，不能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他并非有意袒护李鸿章而为之解脱，因为随着中国专制政体的发展，自清雍正朝以来，一直是军机大臣掌握朝廷的实权；“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注3）。李鸿章虽然作为一个晚清重臣，但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作为与古代的霍光、曹操、张居正

4、以及同时代欧洲、日本的执政大臣当然迥然不同，不可能成为所谓造时势的英雄。第三章《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用极短的篇幅介绍李鸿章的家世。当时，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虎视眈眈，魔爪逐渐伸向清政府的附属国和中国境内，是中国的外交关系最痛苦和艰难的时期。国内政治腐败僵化，贫富严重不均，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运动因而爆发，威胁和动摇晚清王朝的统治。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随其征战，得教诲颇深。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示了他优异的军事才能，继而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帮助风雨飘摇的晚清政权延口残喘，被一步步地委以重任。本书第四、五章《兵家之李鸿章》详细讲述了李鸿章

5、创建淮军的过程、他对常胜军的借重以及所立之“军功”。作者毫不留情地批评李鸿章攻打苏州时的杀降事件，称其缺乏大智慧，只知道运用小谋小智。杀降是李鸿章的一贯行为，抑或只是他根据战事之需要临时起意呢（注4）？但是也有人说此事本是平常之事，不值得奇怪，因为“交战双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俘之事屡见叠出”（注5）。曾国荃领军攻占被太平天国占据的金陵后，遭受许多嫉妒和诽谤之言。军功颇高的李鸿章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而且帮曾国荃左右维护。所以作者夸奖他具有超过常人的道德和度量。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作者断言，李鸿章知洋务，不知国务。他具体论述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系列举措，例如，设立外国语言文字馆，创

6、建江南机器局，筹办铁甲兵船，开创北洋水师等等。可以说，李鸿章的洋务包括军事，商务、游学等，作者于此持肯定态度。当时就有人给予李鸿章积极的评价，说“李、左二相国所以为国计民生筹画者，至矣，尽矣”（注6）。时下，也有人根据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行为，认为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注7）。本书作者提到，洋务运动中的李鸿章非常自信。李鸿章曾有言，“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奈何术以支持耶？”（注8）。比较办洋务的成效，“李鸿章经营北洋，较丁日昌、张之洞略有实际”（注9）。但李鸿章仅仅限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所办商务也局限于官督商办。作者对这些甚为可

7、惜，叹息李鸿章没有认识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就象柏杨所说，李鸿章之辈“认为西洋人的政治不如中国，惟一比中国高明的，不过‘船坚炮利’罢了”（注10）。此外，作者以李鸿章的两个奏折证明他有过兴立国家的想法，但李鸿章仅是时势造出的英雄，所以想法就只是想法。本章还提及李鸿章在任用、选拔人才上的欠缺，比如用人唯亲等等。胡思敬就曾经批评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