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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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2014年07月11日15:16来源：《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作者：李存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其他代表论文：《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气论与仁学》、《“先识造化”，张载的气本论哲学》，原载《中国哲学史》，2009.2，《“气”概念的几个层次意义的分殊》，原载《哲学研究》2006.9期《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范仲淹的宋学开创者地位遂被其所掩。本文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指出胡瑗、孙复、石介等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因为有范仲淹的激励、延

2、聘和推荐，“宋初三先生”才在宋代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

3、有开创奠基之功　　一、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　　宋代新儒学，又称道学或理学。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定周敦颐为道学之开山，但又论：“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在这里，朱熹说出了宋代新儒学的兴起“亦有其渐”，这个“渐”的开创者实为范仲淹。　　然而，范仲淹的这个开创者的地位一直没有被确认，这与程颐的尊敬胡瑗（安定）很有关系。所谓“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

4、依旧尊他”，在“此数公”中，程颐所最尊敬的实为胡瑗。程颐“始冠，游太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之作，“大惊异之，即请相见，遂以先生为学职”（《程氏文集》卷八）。《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黄百家说：胡瑗对程颐“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程颐敬礼胡瑗，而胡瑗曾与孙复、石介同学，此所以《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宋元学案·序录》）。因为《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所以“高平（范仲淹）学案”就被列在

5、了“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之后，范仲淹的开创者地位遂被“宋初三先生”所掩。　　《宋元学案·序录》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又云：“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从这里看不出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似乎范仲淹是安定、泰山“而外”或而后的另一支。其实，范仲淹不仅“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而且也是“宋初三先生”的领路人。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记：“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

6、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这才是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之关系的实际情况：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等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生在徐州，两岁丧父，母贫无所依，改嫁长山（今山东长山县）朱氏。他21岁时寄居在长白山醴泉寺（今山东邹平县南）刻苦读书[1]，23岁时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今河南商丘），“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范文正公集·年谱》），“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宋史·范仲淹传》），如此苦学五

7、年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登进士第。　　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朱熹也曾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及革赏延之弊”等改革主张。其中“救文弊

8、”的思想，是继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开端，比尹洙、欧阳修、石介等投入古文运动“至少要早十年”[2]。他在书中批评当时士人学风和吏治的败坏：　　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　　范仲淹将士人的学风，即士人能否继承儒家的“师道”，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