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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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及其作用蜀国何以兴？何以亡？前人有很多探讨。如：苏辙认为蜀亡是因为“弃天下而入巴蜀”；[1]苏东坡在《诸葛亮论》中则认为“孔明之失，在不能收荆州，荆州不守，而克复中原之机去矣！”;[2]王夫之则认为“以形势言，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失轻重矣。”。[3]这些观点大都是单一地从军事谋略角度去解释。我们如果深一层去探讨这些军事谋略背后的思想动因，那么就不能不要涉及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问题。因为文化理念是一个组织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抽

2、象,是对于理想的目标模式及其实现基本途径和方式的一种信仰、追求。文化理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组织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成为组织行动的指导思想，从而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此，探讨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以及其在蜀的兴亡中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刘备集体的文化理念的内涵　　任何文化理念都是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体。一个成功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理念，从规律性看，它必须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和抽象，必经体现时势的要求，顺应历史的潮流；从价值性看，它又反映了主体的价值构成、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

3、值标准。那么，刘备集团从自身的利益、需要出发，经过对社会现实的审视、分析，提升了一个怎样的文化理念呢？　　(一)“义”是刘备集团文化理念的核心内容?　　1、“义”是时势的要求　　东汉末年，外戚专权，黄巾军农民大起义，汉室处于倾颓之势。尤其是董卓弄权之后，保卫汉室、挽救汉室、复兴汉室理所当然成为各州郡官吏和地主豪强最大的“义”，这是封建道德的重中之重。“义”很快成为当时的文化潮流，也自然而然成为各方势力进行军阀割据的最堂皇的旗号。试引述几例：?　　⑴“灵帝末，黄巾起，州群各举义兵”[4]　　——各州郡虽

4、然内图相灭，相互倾轧，但是无一不是外托“义兵”之名。　　⑵“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鸠后，荡覆汉室。。。。。。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举义兵,名家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之会，万里相赴。”[5]-——董卓是“贼”，从大举义兵讨“贼”的盛况可以看出，“义”在当时的号召力是何等的威猛。　　⑶“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6]——曹操处处、时时宣称自己起兵是为了天下，是为了扶衰拯弱，自己是“义兵”。　　⑷“今迎朝廷，至义也”，[7]“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

5、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8]——在汉帝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奉迎天子无疑是当时最要紧、最基本的“义”。沮授和荀彧的观点是当时非常普遍，也非常有代表性。　　⑸“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9]——刘备当时疲于奔命，到处依附他人，但他也打出了“大义”的旗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义”是当时汉末社会现实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一个反映，一个客观要求，它顺应时势所指，也顺从民心所向。　　2、“义”是对历史的顺应　　“义”不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对历史传统文化的

6、一种顺应。　　众所周知，整个东汉时期弥漫的文化思潮是谶纬神学——神化了的儒学。所谓的“谶”，是一种用隐秘的语言预决吉凶。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是大肆利用“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10]的谶文来夺得皇位的。所谓的“纬”，是对“经”而言，是由儒家们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穿凿附会，演绎而成的神秘说教。刘秀即位之后，即命人整理校定图谶，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子天下”5[11]。从此，谶纬神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儒者争学《图纬》。在这种图谶纬经学浸淫下的东汉人，深信“天子受命于天

7、，诸候受命于天子”[12]的“受命”说，从而对皇权的臣服与维护到达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有因为有“光武、明、章之遗化”，才会出现东汉末年“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铖，僵仆于前，而忠义者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13]的悲壮景象。也正因为历史文化缘故，各诸候豪强都视匡扶汉室为“大义”，“至义”，“州群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他们更不敢轻易窥视汉室，取而代之。例如：　　⑴袁绍当上讨伐董卓的各路诸候的盟主之后，“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遗使奉帝诣虞，虞不敢受。”

8、[14]　　⑵袁术自以为四世公辅，百姓所归，“用河内张炯之符命，遂僭号”[15]，称帝于淮南。结果，立即招致吕布的反对和曹操的征伐。　　⑶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同时，陈群、桓阶等大臣也劝曹操称帝。但是，曹操却大骂孙权“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16]曹操这个“汉相”虽然权重一世，却至死也不敢逆传统文化的“义”，冒天下之大不韪，取汉帝而代之。宋司马光分析曹操“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其志之不欲”，而是“犹畏名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