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朔方教授在汤显祖佚文上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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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与徐朔方教授在汤显祖佚文上的纠纷·龚重谟·1999年我与徐朔方教授在汤显祖佚文问题上发生了一场纠纷。事情的原委是：1982年春，我去北京为江西抚州汤显祖纪念馆搜集汤显祖史料，在北京图书馆查阅古籍《明文百家萃》，发现该书载有汤显祖十一篇时文，均为徐先生笺校的《汤显祖诗文集》（1982年版）所没有收录。北图藏的《明文百家萃》残缺不全，从有关专业人员得知复旦大学图书馆有完整藏本，特写信托复旦大学陆树伦教授代抄寄我。佚文辑到后，我进行断句、标点和笺注，并和我在抚州地区地方文献上所发现与辑逸的汤显祖的序文、传赞和楹联等佚文一起发表在1983年第6期《文艺资料》（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的

2、内刊）。这批佚文徐朔方看到后，曾于1985年“转托”江西省赣剧团编剧黄文锡来信“探询”我的意见。黄在5月20日的来信中说：“你刊在《文艺资料》上的一组汤显祖佚文，业已算半公开的资料了。徐朔方同志想在《汤显祖诗文集》再版时将它们补入，注明发现者——你的名字，并告出版社把应有的稿酬寄你。此事不知你是否同意，转托我探询你的意见。自然，不同意，他也不会冒（贸）然补入。”接信后我没理会，既没有给黄文锡回信，更没有给徐朔方作答复。此事搁下。1986年10月5日，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进戏曲理论研究班学习的我，曾把所辑佚文给郭汉城老师看了，汉城老师阅后即给院《戏曲研究》编辑部的迦华、颜长柯老师写

3、信推荐发表。颜老师意见全发篇幅过长，先将序文、传赞和楹联部分刊发《戏曲研究》在第二十二期，时文部分以后再发。1987年7月我修业期满回赣，1988年调海南后没有从事所学专业研究工作，对佚文事已淡忘。事过十二年，徐先生重编《汤显祖全集》，要收罗我辑逸的这批佚文，“辗转从戏曲研究编辑部”探听我在海南文体厅工作，于1995年1月17日给我来信云：“（我）正在考虑重编汤显祖诗文集。我想把你在《戏曲研究》发表的辑佚也收罗在内。当然注明是您的辑逸，并且将由出版社直接向您寄送应得的报酬。”阅信后引起了我的狐疑：徐先生1985年转托黄文锡来信是说要收罗我发表在《文艺资料》上佚文，现在为何只提发

4、表在《戏曲研究》上的那些？联想到1979年初我去遂昌采访学者王权时，曾告诉我早在1954年他就写有《汤显祖年谱》初稿。初稿呈送恩师——当代词宗夏承焘指教。王和徐先生都是夏承焘的高足，夏知徐先生也在作《汤显祖年谱》的编写工作，建议他两人合作。于是王权便把手稿给了徐朔方。徐看了一段时间后，将稿子退给了王，说他的可以单独成篇，不用合作了。警觉的神经令我于当月28日向徐发出了回信，表白了明确的态度。信的开头特意提到十二年前曾通过黄文锡来信给我要补入我所辑佚文一节。信的最后说：“我相信，你要收罗的决不仅仅是我发表在《戏曲研究》上，而是我辑佚的全部，含正式刊物、内刊上所发表以及尚未公诸于世

5、的。否则，仍会出现您所不愿出现的‘割爱’”。尽管我警惕性不低，然悔气的事却防不胜防。徐先生无视我信中的明确态度，按他的“小九归”，一厢情愿将我发现并辑逸的19篇佚文收进了他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中。该书1999年1月在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本年6月初我逛海口市解放路新华书店看到此书，顺手从书架上取下翻阅，发现补遗的11篇时文中，只有《我未见好》、《故君子可……其道》和《孔子有见》三篇编在第五十一卷《补遗》中，注明了是我录自《明文百家萃》，另八篇（《为人臣止于敬》、《夏礼吾能》、《上好礼》、《君子思不出其位》、《鄙夫可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其君子实……小人》和《民之归仁》）则

6、出现在第五十卷《制义》中，没有注明是我的发现与辑逸。我的这一成果变成了徐先生的东西。为了弄清真相，我及时去信向徐先生询问。信中说：“据北京朋友告诉我，你校笺的《汤显祖全集》已在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但海南书店目前尚未见有售（按：这时我已知道对这位大学者已不能太老实了，为了探明他的态度，我不能直说已在海南看到）不知我所辑录的汤氏佚文你收进多少？望告！”徐先生于7月1日给我回信中装痴卖傻：“大函奉悉，现已函北京古籍出版社经办同志为我寄《汤显祖全集》一套到海南。此乃例有之事，竟因年老昏聩而忘却，歉甚。”不知徐先生是真的“年老昏聩”还是心中乱了分寸，书已发行了半年了，还附来了五页的《汤显

7、祖全集》增订与勘误，请我订正，令人啼笑皆非。7月中旬收到北京古籍出版社文艺部寄来的《汤显祖全集》一套四本。我翻阅了全书，细读了《全言》和《编年笺校汤显祖全集缘起》后以及整个编排，看出了徐先生并非“年老昏聩”，而是老谋深算，为了将我的辑逸成果变成他的东西可谓“呕心沥血”。8月8日我去信给徐先生本人与北京古籍出版社提出交涉。明确指出书中第五十卷《制义》中有八篇“没有实事求是注明为我发现并辑逸，违背了1985年通过黄文锡写信给我的主动承诺，侵害了我的权益”。若不能协商解决将诉诸司法来裁决。徐先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