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与黄宗羲的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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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夷待访录》与黄宗羲的民主思想摘要：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仅在于他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历史的整理，并从心学的角度对理学的发展进行了批判的总结，更在于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套杰出的民主思想，而这一套政治思想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关键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民主思想相对于传统民主思想来说，黄宗羲的思想“把治世的原点从君主移到万民，从而过去的皇帝一元的专制权力就空洞化了，再以可称为公论基础的‘分治’来填补这个空洞。这是把公论纳入专制权力内，然后以此进行权力的再编和再生，在可称为专制分治政治的路线上，建立新的君臣关系。”[1

2、]p258所以其政治思想与传统的政治思想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本文试就《明夷待访录》对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进行考察，以图对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做更深的了解。一、《明关于Google图书搜索-向出版商提供的信息-提供反馈意见-Google 主页©2009Google夷待访录》中的民主思想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享年八十五岁。他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其一生经历坎坷，阅历宏富，早年参加反阉党斗争，嫉恶如仇；中年献身抗清救明，九死一生，历百劫而不悔；晚年致力学术，著作等身，名垂后

3、世。其代表性著作《明夷待访录》擎起了反思批判旧制度、恢复建立民主制度的大旗。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无疑是尖锐而深刻的，面对三代以后君权的滥用，他不再像董仲舒那样“屈君而伸天”，企图以“阴阳灾异”来把揽人君；也不再像程朱那样寄希望于帝王的“正心诚意”。黄宗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提出以制度来制约君权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在《明夷待访录》里，他对传统君权以及传统法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通过批判提出对传统制度的修正，以及对将来社会的构建。这一套民主思想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即使对现在来讲，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反君权“中国思想中最重大最关键的是君权问题”[2]p

4、19。历来的封建帝王都用“君权神授”、“真命天子”之类的君权神话来欺骗和蒙蔽人民，以取得其绝对权威和至贵至尊的合法地位。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都是在“治道”上下功夫，将政治当作是一种工具，但在“政道”上几乎沉默。黄宗羲在《原君》篇中开宗明义就指出了君权的来源和依据，对君权的合法性基础进行了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论证。“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3]p2。正是由于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所以产生了“公利

5、”或“公害”，而“公利”和“公害”就产生了公共权力的来源，这是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是逻辑发展的必然。君主的权力来自于民，根植于个体的人，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实则是对君权神授的权力来源的彻底否定。如果进一步深究，第7页这个公共权力是以何种方式给予的？文中似乎没有看见人民将权利委托或以契约的方式进行协定，然而这些理念登上历史舞台是《明夷待访录》之后一个世纪才产生的，那么又何必苛求黄宗羲于当时提出一个世纪后欧洲才产生的民约观点和人权观点呢？黄宗羲没有进行进一步论证，并不排斥他已产生人民授权和人民主权的萌芽思想，而且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问君主，在历举君主罪状之后，愤然断言：

6、“为天下之在害者,君而已矣！”[3]p2这样对封建君主作淋漓尽致的抨击应该说是历史上是最激烈、最深刻的。他涤荡了君权的神圣性和神秘感，给世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难能可贵的是，黄宗羲不仅揭露了君权的罪恶本质，而且提出了限制君权的种种措施。黄宗羲的限制君权之法大要有三：第一个办法是君臣共治。在君主制条件下，限制君权最便捷可行的方式是提高臣权而不是民权，在中国尤其如此。如果大臣都不能对君权加以制约，那么民众就更是无能为力了，甚至试图限制君权的民权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黄宗羲实际上正在努力做扩大臣权的工作。他运用民主主义的理论，首先明确臣乃为民而设，即所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

7、民，非为一姓也”[3]p4。“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3]p4，共同承担为民服务的重任，犹“共曳木之人”，或者说臣是“分身之君”。臣既然不是君的“仆妾”，而是“以天下为事”的治国者，他们对于国君不利于天下人的举动自然不应无条件地服从，而应施加某种影响。黄宗羲的办法是设置一个宰相拥有较大权力、群臣得以参与决策的国家最高管理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处理国务不是由天子独揽大权，随心所欲，而是由天子、宰相、参知政事等“同议可否”。这样做虽然不可能取消君王的专制权力，但却能在一定范围内克服君王决策上的错误。此外，黄宗羲还提到，天子虽握有“批红”的权力，但在“天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