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春秋》经的浅显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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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二字有三层内涵。首先，史学上“春秋时代”之名源自孔子作《春秋》。其次，《春秋》是古代史书的通用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最后，“《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子以鲁国旧史为基础而作《春秋》，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之间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阐发大一统的希望。“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从孟子的这两段话，我们可以认识到如下几点。其一，周朝统治衰弱，官员民间采诗的制度逐渐消亡，孔子因此而作《春秋》经。“《诗》记山川谿谷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史记•太史公自叙》）《春秋》深含褒贬之政治意味。其二，“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叙》）孔子耳闻邪说目睹暴行，心中幽愤，现实中找不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只得通过作《春秋》经而立王道。其三，孔子在《春秋》经的记事之中用“褒贬”和“笔削”的手法赏善惩恶，从而正名分、明王法。赏罚本是天子之事，孔子未列天子之位而行天子赏罚之职。所以才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语。一般来说，古文学特别注重《周礼》，今文学则以《春秋》为主。《春秋左传》属于古文，以叙述历史事件见长，很少提及义例。《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都属于今文，主要解释义例，较少记叙史实。“《公羊传》虽与《榖梁传》性质相同，而《春秋》之微言大义则以《公羊传》所发明者为多”。（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以《春秋》经首句（“元年春王正月”）来比较《春秋左传》和《春秋公羊传》的不同。《春秋左传》曰：“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仅仅十三字；只解释不书写鲁隐公即位的原因这一项。《春秋公羊传》则多达一百九十五字；通过问答的方式，对于字或词逐一诠释，详尽地表达正名分、辨善恶的大义。先前学习古代历史时，汉代董仲舒以《春秋》断狱，当时不甚理解。读到《公羊学引论》中《春秋》新王说，知道《春秋》经具有实践性，是治理天下的大法，稍许明白以《春秋》断狱之缘由。除了《春秋》新王说，《公羊学引论》一书总结出公羊学的基本思想还包括：《春秋》王鲁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天人感应说、夷夏之辨说、经权说、张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大复仇说。《公羊传》大义微言，其思想丰富，一定远不止这些。掌握“托”、“假”二字才能正确和充分地理解《公羊传》。例如，《公羊传》解《春秋》经首句时把“王”定义为“周文王”，而不是春秋时期实际在位的周王，是因为孔子把周文王作为借事明义的符号来表示《春秋》新王之义。《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都列于儒家经典十三经中。概括地说，《春秋》经“征远古而不遗，垂万世而犹新”（柯小刚《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兵学价值和经学价值等等。《公羊学引论》中判定春秋公羊学的性质：区别于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区别于政治化儒学的批判儒学、区别于内圣儒学的外王儒学、 在黑暗时代提供希望的实践儒学。如何理解公羊学这四个性质呢？公羊学的政治性表现为关注制度和普通人之性，改制立法是它的实践目标，政治化儒学只是一种异化了的儒学。公羊学的批判性表现为历史批判和理想批判，即大义微言。公羊学的外王性表现在其开放而非封闭的结构性思维方式。公羊学的实践性源于它的历史信仰，它所提供的希望不是理性的希望而是历史之中的希望，它把实践放到首位。如此说来，《春秋》经不是僵化的儒学，而是现代重建中国政治文化和提升政治智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