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初名记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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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初名记者：张季鸾张季鸾（1888～1942）生于山东省邹平县，从小就接触到郑观应、康有为等人的书和严复的著作，逐渐萌发了爱国救国的思想，父亲死后回到榆林，求学于大儒刘古愚先生，深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张季鸾热情横溢，文笔犀利，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三十年间他为中中国新闻事业谱写了光辉的一章。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1911年初，他回国任上海《民立报》编辑，这是他报业生涯的正式开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保荐他为总统府秘书。孙中山辞职后，他和于右任、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不

2、久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1913年初，他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时年24岁。袁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1919年，他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冯玉祥发动政变后，他第三次进京，再度为《新闻报》写特约通讯。1926年9月1日和银行家吴鼎昌等创办新记《大公报》，以“文人议政”相期许。这不仅是他个人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以此为标志，中国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趋向

3、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我看来，张季鸾先生是位独立的报人，从他的“四不”办报方针就能看出来，“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不盲争。他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实际

4、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在以后的十五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并一直奉行不悖。正是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最令我佩服的一点就是，他

5、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充满血性和民族气息的报人。武昌起义胜利时，几家有名报刊大都发表了文章，尽显了中立以及对革命的恐惧，有些报刊甚至发表文章，以为革命是惨剧，对革命痛心疾首，并且对封建的王朝统治抱有幻想，透露出的思想是以维新方式来取代革命的思想。而张季鸾所在的《民立报》却对革命的态度截然不同，表现出了对革命乐观、积极的态度。张季鸾两度入狱都是因为在报纸上披露了当权者的丧权辱国的行为所致，不过在其他好友的帮助下他都平安出狱，可见他的故友对这位文人的重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要办一份独立报纸的愿望势不可挡。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季鸾转变了其新闻思想，强烈的显示了其“为国”的主张，他多次写评论鼓舞人民不

6、要悲观，应该看清大的形势，全国同胞要团结一致，坚决勇敢。另外，张季鸾的“文人论证”着实让人印象深刻。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文人论政”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在他30年的报业生涯中，他写了不下三千篇评论，他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