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组织化视野下的“工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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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益组织化视野下的“工会自由” ——“富士康悲剧”与“本田罢工”事件剖析 （一） “富士康悲剧”和“本田罢工”给当前的中国发展态势下了一个最好的注脚，它首先表明中国多年所奉行的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愈来愈难以为继。多年来，中国一直依靠其充足而低廉的人力资源，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并一举成为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这一发展模式为中国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续的GDP高增长，也解决了庞大的就业需求。然而这一模式也埋下了很深的隐患，并开始凸现出来。中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处于全球产业生产链的最低端一环，远离研发环节，他们所获取的是最低的利润。在这一背景下工人的利

2、益也自是被极度的压低，薪酬微薄而几无福利可言。它最所终造就的是一个高度依赖外贸出口额，而内需永难拉动消费、经济增长。而由于政府与企业在长期各取所需的发展过程中几乎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的角色，他们一道忽视、压制工人的呼声和利益诉求，也在“路径依赖”的规制下缺乏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然而长期被压制的利益诉求总会到来难以抑制的一天，“富士康悲剧”、“本田罢工”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所催生出来的，它们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系列事件的另一宏大背景即是中国贫富差距鸿沟的日益凸显。这里存在的一个关键事实是，劳动报酬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从

3、1983年的57%，降至2005年的37%，亦即经历了一个连续22年的下降过程，并且在此之后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富士康悲剧”与“本田罢工事件”所呈现得虽是差异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探寻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却也不难发现一些相同逻辑链条。其一，农民工越来越不满足于目前的劳动薪酬待遇，在物价连年飞升的背景下其所获取的微薄薪酬也已很难维持略有体面的生活；其二，农民工完全缺乏表达、争取自己利益的有效合法渠道，也不存在可以维系他们利益、排泄内心情绪的组织体。 而这一切又都源自于执政党三十年来所坚持的“发展主义”的立场。执政党在不再具备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远未建立程序合法性

4、（即民主投票机制）的情境下，选择了把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政绩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即倡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之前只习惯于批评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观”，而没有认识到这其实乃是整个执政党所谋求的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所在，实在些本末倒置之嫌。但这种建立在政绩单一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政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政绩亦即经济的发展本身也面临着新挑战。目前的事态业已表明，低廉的人力资本已不会是可以永远保持的竞争力优势，这种忽视人权的“血汗加工产”模式正可能演化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二）我们无法回避的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社会利益分化、阶层分立已是不争的事实。中

5、国最大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前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的主持下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等为标准将中国划分为十个阶层。然而面对这一重大的国情变化，中国的政治改革却千呼万唤不出来，没有作出有效的应对，而是坐等矛盾的积累、扩大。在阶层分立、利益分化时代首先需面对，或者承认的事实就是利益的组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 何谓“利益的组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利益组织化指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一些分散的利益主体基于其利益的基本一致性，而进行联

6、合并以一定的组织结构约束这种联合的状态。”（王锡锌：《利益组织化、公众参与和个体权利保障》）可以说，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的过程，其间利益的分化以及之伴而生的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这里的利益集团形成也就是利益的组织化。对一个现代社会发展而言，利益集团的形成是难以避免的，在一个可以提供合法博弈机制的社会甚至可以带来良性互动的效果，也可以避免单一利益集体下的专制政治。然而，中国面临的困境在于，由于现代民主机制的缺失，中国现阶段所形成的利益集团都只是少数人强势者的利益组织，而最为庞大的普通民众在缺失实质的结社自由的情势下，还没有一个

7、可以代表他们利益的，可以与政府、利益集团谈判的组织。其原因即在于每一利益群体的组织化能力是存在差别甚至是重大性差异的。在当下的利益分配格局中，中国的普通公民只是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体，难以实质的参与、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制订。这一点在离乡背井的农民工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由于文化层次和技能所决定，他们所从事的多是体力劳动和简单的流水线生产作业工艺，替代性强，加之背后大量的廉价备用劳动力，都使得他们在与资方的对话中显得极为弱势。另一方面，政府出于政绩的需求，往往站在资方一边，使得劳动者在与资方的利益争诉中难以获得公权力的支持，甚至公权力成了他们维权的路障。 如果向根源处探寻

8、我们会发现，这种利益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