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档案与民族记忆的构建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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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数民族档案与民族记忆的构建和传承绪论选题背景　　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他提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是一群人对于过去的记忆。”与哈布瓦赫同时代的艺术史学家阿拜•瓦尔堡在同时代提出了“集体图像记忆”的观点并将之称为“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一词首次诞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领头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及其相关项目的展开，社会记忆观的影响力日趋扩大。在社会记忆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起，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蓬勃开展。1999年召开的以“传统、变迁——传承历史与呈现过去”的国际

2、会议上，德国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教授杨•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一极具当下意义的概念。他将文化记忆看成社会的知识总和，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对这些知识产生互动，它驾驭着人们的行动和对社会的体验，并且这些文化在人们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得到不断了解和熟练掌握，概括了人类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民族文化记忆则可以慨括为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界长期的生存斗争、与外来民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无意识的并影响该民族的生存模式及生活状态，及民族世代的思维方式及生活态度的总和。而档案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它真实的记录着历史的原貌和当事人的真实情感，民族的精神、文化都能在其中得到最真实的体现，所以

3、档案是最原汁原味的传承民族记忆的载体。2000年西班牙召开的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开幕式中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第十四局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致词，载自《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特里库克说过：档案工是构建社会和历史的积极因素。将档案看做“知识库”与“记忆库”的观点以及逐渐取代了将档案看“文件库”的观点，档案学的研究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史料研究范式、文件管理理论范式、档案信息资源理论范式、档案知识理论范式，以及档案社会记忆范式。档案在国家的记忆、民族

4、的记忆、个体的记忆、地区的记忆、文化的记忆等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主要表述有：档案是记忆的载体，是记忆的工具，是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等。“档案记忆观”也逐渐开始影响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发展，随着档案学的范式转变，先进科学技术影响档案工作的改进与发展，同时也影响着档案社会记忆范式的转变。随着档案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记忆范畴内单纯以文字符号为主体的档案，还使更生动形象的口述档案、声像档案等现代载体档案也纳入社会记忆的范畴。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提出：“社会记忆，这种新的看待过去的模式，则超出了档案的范畴，它是从情景的角度

5、来证实过去”。[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中国档案》2001年第9期.]即社会记忆是社会情感的，心里的重构，是从情感的视角去体验过去。在现代档案技术的发展下，多载体形式使得档案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更能带给人们更多的听觉、视觉冲击，带来更多的情感体验，能情境化的引起少数民族更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些使档案更加名副其实的可称为民族记忆的工具、载体、中介。　　　1969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少数民族档案”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张鑫昌教授、张昌山教授以及郑文教授在《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一文中首次对民族档案的内涵进行了详细表述

6、。云南省档案局在2012年经国家科学技术部审批的课题《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与保护方研究》中对少数民族档案内涵的表述是：少数民族档案，是指各个少数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反映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文化、宗教和民俗等社会历史情况，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目前少数民族档案的概念已区域成熟，且在不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迅速腾飞，国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伴随物质文化丰富的同时，国民对精神文明的要求也日益增强，少数民族记忆是完整社会记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为提高人民精神生活提供丰富的素材，是精神文明建设、和谐

7、社会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一个民族的记忆完整程度。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日益加快，民族记忆的延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外来文化涌入、市场化、现代化的浪潮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冲击，导致民族的传统文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我们的民族记忆功能逐步衰退，一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正在老化、消失。民族档案，是在民族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是“未掺过水的史料”，图书